传承千年的东方法治智慧

　　法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法律文明五千年》一书通过平实的阐释，沿着朝代更迭的顺序，把中华法治文明划分为发源、发展、成熟、转型、复兴等五个阶段，借助一桩桩真实案件与立法故事，将中华法系数千年发展脉络娓娓道来，让今人明晰古人如何定规矩、断官司，理解古老法治智慧，更好地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按历史的划分，先秦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源头，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礼刑结合，礼仪教化与刑罚惩处相辅相成。书中从西周牧牛案讲起，金文记载的此案判决书中，能看出西周审案已经具备了基本审判流程。至于青铜器铭文上保存的土地买卖纠纷记录，正说明，针对当时土地流转争议，已有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而石碏大义灭亲一案，则抛出了争论千年的难题：亲情伦理和国家法度，究竟谁优先？为强化法治，当时的春秋郑国特意以铸刑书的方式，把成文法律公之于众，而守旧贵族担心司法不再由他们随意掌控，因此激烈反对，这场争论的本质就是法律要不要公开、要不要让百姓知晓。

　　秦汉时期，国家把律令作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工具，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法律帝国”。彼时，秦朝推崇法家，提倡“以吏为师”，想学法令就要向官吏请教，就连孩童识字课本里，都编入不少法令内容。之后，汉朝承袭秦代法律体系，睡虎地秦简等大批出土的秦汉简牍，保存了当年法令和司法文书，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让后人看见基层官吏办案的真实情形。书中还介绍了秦汉司法监察制度，其专门纠正冤假错案，鲜明地体现了治国先要管好官吏的思想。随着这种思潮的演变，文景时期，终于迎来了刑制的重大变革，废除了一些残酷的肉刑，刑罚逐步趋向于宽和。

　　西汉中期之后，中华法律走上了“法律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首次提出春秋决狱，断案不只看法律条文，还要参照儒家伦理道义，之后学者多用儒家经义解释法律，礼与法进一步融合。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分裂、战乱不断，但修订法典、培养法律人才的工作并未停止，朝廷还专门设立律博士职位。随后，“准五服制罪”被写入法典，按照亲属亲疏远近定罪轻重，把家族宗法伦理纳入国法当中。朝野上下还围绕着肉刑是否恢复，展开了长期争论，最终催生了新五刑体系的确立，促进了古代刑罚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

　　到唐代，中华法系发展到顶峰，《唐律疏议》汇集了前代立法经验，堪称古代法典的典范。最具说服力的是，长孙无忌佩刀一案，在宽严相济中，已然成为君臣共同探讨知法、守法的范例；同时朝廷还进一步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死刑判决要反复复核，体现了慎杀慎刑的理念。后来，这部法典还传播到周边国家，成为古代东亚地区共同参照的法律，中华法系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可谓达到了高峰。

　　宋代以后，中华法系不再大规模改动法典，更多的是司法理念、办案技术的不断进步。北宋阿云案引发出律敕之争，士大夫借案件辩论，希望约束皇权，维护成文律典权威。至于大家熟悉的包拯，民间传说多有神化，而本书却还原出他真实的司法样貌。这一时期，宋慈还编写了《洗冤集录》，系统总结了法医检验、查案取证规范，展现了当时司法检验技术的高水平。

　　进入明清，中华法系步入尾声，地方良幕熟悉律例，协助官员审案，坚持审慎断案。那一时期，法律在与时俱进中，既展现出温情的一面，也在现实社会的严峻挑战下，暴露出帝制司法本身的弊端。

　　全书最后一部分，把传统法文化和当代法治建设衔接起来，热切讲述了中华法律文明如何迎来新的复兴。最具代表性的是，延安时期由马锡五开创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入群众、调审结合、简化手续、依法办事，这种人民司法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而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是把传统息讼智慧创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力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