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斌《国宝莽权》：讲好陇原文物故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撰稿人 兰州战役纪念馆冯勇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为广大文博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研究文物、讲述文物提供了遵循和指引。加强文物价值挖掘阐释，让文物说话，讲好中国故事也成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度量衡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和最常用的标准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形成于春秋战国，当时检校制度创立，各诸侯国设有专职官吏管理度量衡事宜。然而由于各诸侯国制度互不统一，有的诸侯国除了国君颁布的“公量”之外，卿大夫还设有“家量”。度量衡制度的不统一，给百姓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秦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统一度量衡，为秦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秦统一全国，自此，度量衡成为一个国家政体确立的重要象征，政权的更迭也体现于度量衡的确定。汉承秦制，汉代度量衡在继承秦的基础上发展。公元9年，王莽代汉建立政权，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元年。新莽时期是中国古代度量衡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王莽命刘歆等人制定度量衡制度，制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颁行天下。目前出土或传世的新莽度量衡器非常珍贵，制造精良，为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史提供了珍贵实物。度量衡器具承载着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而出土于甘肃定西安定区巉口镇的新莽度衡器，在中国历史中，最具传奇色彩。

　　2024年度甘肃省文物工作会议召开之际，陇上作家陈晓斌倾情倾力打造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国宝莽权》出版，这是一部讲述甘肃定西出土的文物——新莽度量衡器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部讲好陇原文物故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作，也是一部史料真实翔实、内容生动优美的科普读物。该书深入挖掘大量史料，研阅历史中的一手报刊、资料，通过生动的笔触，从“缘起”“竞购”“陈列”“失窃”“追盗”“扣留”“争归”等章节，首次详细向读者讲述了这套国宝流传的曲折经历。本书既还原了国宝流转的各个关键环节，又拓展了翔实的文献史料，反映了那个时代国家和民族遭受的苦难处境，展现了近代仁人志士为保护国宝、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艰辛付出，更深刻地阐发了这套国宝作为“文明的基石、统一的象征、自信的典范”所蕴含的深刻文物价值和独特魅力。

　　1925年秋季，在甘肃定西巉口镇，村民秦恭、秦让在关川河安挖出8件铜器，其中有度器一件，即铜丈，铜丈出土时已断成两截；衡器7件，包括铜权5件，分别为三斤权、六斤权、九斤权、二钧权和石权；铜衡1件；铜钩1件。这批器物，后来被人们统称为“王莽权衡”或“新莽权衡”，简称“莽权”。这套国之重器出土之后，经历了农家蒙尘、厂肆售卖、购买转赠、陈列被盗、侦缉追回、多方博弈、国宝西迁、重见天日、分隔两岸等诸多坎坷曲折。

　　2024年新年伊始，定西市博物馆举办了仿制国家博物馆的“王莽新朝二权一衡”入藏仪式。这套出土于定西的国之重器，历经近百年，终于回归故乡。

　　适逢盛事，与有荣焉。笔者与国宝莽权相识已十年有余，长期专注于搜集整理与莽权有关的文史资料。《国宝莽权》一书是讲述莽权的最新成果，现将历史中各个时期社会各界有关研究莽权的情况介绍于下，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各界了解关注，不断深化国宝莽权之研究。

　　1929年，杨慕时将购得的六件新莽权衡捐赠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后，在馆内陈列展览。当时陇上学者开始对这套国宝进行研究。

　　1932年5月1日《新甘肃》（月刊）创刊号刊载王海帆《甘肃发现新莽时代之权衡考》，文中对新莽权衡的基本数据及铭文进行了考证，这或许是关于定西出土新莽权衡研究最早的文章。

　　1932年6月17日夜，莽权在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被盗，此事引起甘肃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西北新闻日报》两月内持续多次对莽权被盗一事进行跟踪报道。此外，《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也对新莽权衡被盗之事进行了报道。

　　1932年7月13日出版的《生存》刊发《新莽权遗失感言》一文，就莽权被盗一事表示了对公务人员玩忽职守的不满，进而表达了对国土沦丧的愤慨。司瑞如撰写《新莽权衡考释》，文中写到“省教育馆史地部旧藏有新莽权一，日前大风雨夜之后忽然被窃，希世珍宝一旦失去令人为之数日不快，兹特论之”。

　　黄国华在《兰州杂诗三十首（十六）》中云“新见莽权文字真，秤钩名驿讵无因；如何希世珍藏器，不羽而飞信可嗔。兰州民教馆珍藏汉代新莽权被盗事件。”对莽权的出土地与秤钩驿地名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思考，更对莽权被窃表示嗔怒。

　　冯国瑞在《新莽权衡出土尝为之考释，二十一年六月原器被窃。井芝以手拓本见示，赋谢》中曰“访碑寰宇见邢澍，陇上吉金久无著。輶轩风邈愙斋翁，幸得廖君有同嗜。手拓衡文兼惠予，制作上探莽大夫。不为窃钩倦为此，作歌且待韩与苏。（新莽权衡出土于甘肃定西县之为称钩驿，吾兄尝为作考释，旋被窃去，近流转为北平博物馆所收买，有许甘肃倍价收回之说。邢澍，字雨农，号佺山，甘肃阶州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著有《寰宇访碑录》《守雅堂集》《全秦艺文志》等书。）” 

　　1934年1月12日，刘半农赴北平市安定门内分司厅胡同河北省度量衡制造所测定新莽权衡。1月22日撰写《莽权价值之重新考定》，文中写道“新近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得到了四个王莽时候的权，大小不等，我觉得这是校补我以往的工作的好机会，就向马叔平先生商量，借来检定其价值。”2月1日上午，清检莽权文图样。他对莽权进行了科学的测量，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4年3月11日，黄侃在日记中记述“溥来以新出土于甘肃秤钩驿（当在定西县西北六十里）之新莽权衡钩柱拓本二纸见贻。”文中“溥”即为张继，曾任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

　　1934年5月，北平学术团体联合会为赞助燕京大学百万基金运动，于5月25日、26日和27日，在北海团城举办西北文物展。展品中就有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保存的莽衡和莽权。此次展览引来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5月27日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前去参观。此外，《大公报》《大美晚报》《金刚钻》等报刊也对莽权的展览进行了报道。

　　傅振伦在1934年11月1日撰文《西北近几年来考古学上两大重要发现》，对新莽权衡的发现在学术研究上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三权重量及铜衡、铜丈铭文进行了考释。这篇文章发表在《天山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又被《文化月刊》《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等刊物部分转载。1979年，傅振伦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创刊号撰文《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对新莽计量器的发现与流传、权衡钩丈的基本情况及铭文进行了充分考证与论述。

　　1934年11月《工业标准与度量衡》杂志刊登冰岩所著《谈新莽权衡》一文，文中对古物研究之历史、甘肃考古发现以及新莽权衡铭文等有较多研究。

　　1935年艺术刊物《金石书画》刊登淮阴陈氏石墨楼藏新莽权衡拓片，并讲述新莽权衡出土原委。

　　莽权在兰州展出时，过往兰州的文人政客也曾参观记述。在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中写到“体育场如故，教馆增莽权，剧员名已驰，电影今蝉联。”侯鸿鉴在《西北漫游记》中记到“参观陈列部中多古物，其最有价值者：（1）新莽权衡，在安定秤钩铺。”时任新疆宣慰使署参议的薛桂轮在《西北视察日记》中记述到“既而旅馆主人导往游庄严寺……闻从前古物中陈列王莽时所用之权，名曰莽权，惜已于去年被窃，迄无着落。”

　　1938年，张质生在《六十生日赋诗九章，窃取天保九如之意云尔》诗云：“天下滔滔谁与易，关心治乱到华巅。杖乡己幸符周礼，窃宝曾经见莽权教育馆陈列莽权曾经搜窃去。耆旧名场推老辈，风流儒雅赋游仙。明春甲子从头数，是我呀呀学语年。”

　　1944年5月21日，郭沫若作诗《题新莽权衡》（二首），借莽权古物感叹王朝兴衰。其一：“秦皇冀传万代，新莽亦希亿年。均属昙花一现，人间空剩衡权。”其二：“自昔视民如水，王朝兴覆如波。亿年空余文字，万古不改江河。”这首诗题写在《新莽权衡拓片并马衡、郭沫若题记轴》（现藏于深圳博物馆）上。

　　1958年12月12日，夏鼐在日记中记述：“上午赴历史博物馆，访佟柱臣同志，参观馆藏的莽权与秦权。”

　　1970年以后，薛仰敬、丘光明、何琪、金吉泰、李永平、张克仁等社会各界专家学者都对莽权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论述，让莽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史料价值更加凸显。

　　2014年，定西市建设新莽权衡雕塑。新莽权衡雕塑以巉口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新莽权衡为主题，以铜权、铜衡、铜丈为主要文化元素，以斗拱和文化柱为主要构成方式，刻有铭文及文化符号。整个雕塑简洁、浑厚，有建筑般的力量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成为定西市的文化名片与城市地标。

　　2022年，定西市安定区委、区政府为进一步调动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效推动文艺精品创作，繁荣文化文艺事业，设立“定西市安定区新莽权衡文艺奖”。2024年1月，陈晓斌所著《国宝莽权》荣获定西市安定区首届“新莽权衡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立足本省独特丰厚的文化资源禀赋，生动讲好陇原文物故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奋力谱写甘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华章。

　　《国宝莽权》荣获首届“新莽权衡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2023年甘版年度好书、2023年读者出版年度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