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隋唐时期甘肃的贸易安边政策

　　焉支山下的“万国博览会”

　　甘肃省甘谷县出土的唐三彩凤首壶。

　　甘肃省秦安县出土的三彩胡人牵驼俑。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编者按：

　　甘肃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组成部分。丝路东段从长安到河西的敦煌，共长3000多里，甘肃就占2000余里。隋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是中原王朝与今新疆及帕米尔高原以西联系的唯一窗口。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河陇地区沃野千里，胡商蕃客穿行如织，《资治通鉴》记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政治上，李唐王朝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关陇贵族，众多的陇右籍政治家、文学家纵横政坛与文坛，风云一时。

　　研究中原和甘肃的历史，离不开对甘肃经济史、文化史的观照。本版拟从甘肃有特点的屯田、丝路贸易，科技、文艺、史学，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分不同的专题，从不同的角度，系统、简练、通俗地介绍隋唐时期甘肃的经济、文化历史。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隋唐时代，这里的居民除汉族外，还有突厥、吐谷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汉族以农为主兼营家庭饲养或畜牧业，辅之以工商业；少数民族则大多从事牧业生产，有的兼营少量农业。于是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就出现对部分物资的相互需求。如中原汉地所需大量战马，政府除向民间征收、兴办苑监牧养外，还要与边境少数民族交换；少数民族所需的绢、茶等物资，也要从中原汉地换取。物资生产的互补性，促成国家的贸易安边政策。隋唐政府在甘肃的安边贸易，主要有贡赐贸易、边境互市和“丝路贸易”等形式。

　　贡赐维稳

　　贡赐贸易是隋唐政府同周边民族政权之间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物资交换形式，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惯用的边境维稳措施。

　　隋朝西北各民族政权的进贡多经甘肃进入关中、京师。有的贡赐活动就在甘肃境内完成。隋朝西突厥、铁勒、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及葱岭以西的民族、国家，都曾频繁地派遣使臣，路经甘肃前往长安朝贡。隋炀帝统治时期（公元605年—618年），西域“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遣大臣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隋书·西域传》），即在武威、张掖设点招商。甘肃在隋与西域各国的贡赐贸易中，起联络、中转或直接交易的作用。

　　唐朝盛时统辖葱岭东西数以百计的由小国家改制而成的羁縻（笼络）州。各羁縻政权都要按时向唐朝皇帝进贡物品，唐朝政府则以赏赐的名义赐予进贡者以绢帛钱物等。唐太宗贞观（公元627年—649年）初，安国遣使向唐朝进贡方物，唐太宗对贡使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新唐书》卷221下），诸胡大悦。自此以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部族、国家，包括中亚的曹、米、石、何、史、安、康国、吐火罗、波斯、大食、突骑施等国，非洲东海岸的甘棠，东欧的拂菻（东罗马帝国）等国家，大都经甘肃而到长安进贡。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水晶）等物，唐太宗“赐以绫绮”。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菻王又“遣使献底也伽（药名）”。（《旧唐书》卷198）安国所献者有毛锦、青黛（中药名）。康国所献有锁子甲、水精（晶）杯、玛瑙瓶、鸵鸟卵、马、狗、狮、豹等。火寻国所献有白生石蜜、黑盐等。（《册府元龟》卷971）米国所献有璧、舞筵、狮子、胡旋女等。（《新唐书》卷221下）唐朝所赐一般为袍带铠仗、丝绸等物。

　　贡赐贸易加强了隋唐政府同周边及域外国家的政治联系，同时，在经济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康居国的马种来自大宛，体格高大，唐高祖武德中（公元618年—626年），“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唐会要》卷72）有学者统计，唐代引进的“胡马”品种有八十余种，其中不少来自西域。

　　隋朝与西北各族的文化交融也较多。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突厥突利可汗来迎亲，隋文帝令太常寺教他学习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隋朝还多次赐予西北少数民族酋长以车服、鼓吹等。隋朝宫廷的九部乐中，《龟兹》《西凉》《天竺》《康国》《疏勒》《安国》等六部是甘肃或通过甘肃从中亚、南亚各国传入。

　　如前所述，隋唐京兆以西至河陇、西域各地的经济有农有牧，而当地的少数部族、安抚降人和羁縻府州，则几乎全是畜牧业，对汉地农业有很强的依附性。中原王朝不论对民族政权、羁縻府州还是散居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换，大都出于“怀柔”、安边和制约强大部族等政治思考，并不完全是急需他们带来的贡品或马匹。唐朝“安史之乱”后，回纥自恃助唐平叛有功，每年以数千上万的马与唐朝为市，马的平均价格是每匹40匹绢或50匹缣，回纥用来交易的马多瘦弱，不能派上用场。正如白居易诗歌中说的那样：“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见《全唐诗》卷427）在这种情况下，绢马贸易不仅没有帮上唐朝的忙，反倒使其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唐朝皇帝将内府所藏的绢帛数十万、数十万地取出来填补马值，仍然不能抵平给回纥的马价。直到五代时期，这一经济压力仍然存在。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月，范延光、冯赟上奏说：“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日用绢无虑五千匹，计耗国用什之七。”（《资治通鉴》卷278）中原政府对边疆各族的贡物包括马，虽非急需，仍然是“倍偿其值”，即加倍付给价钱。其出发点，乃主要是“怀柔远人”。唐朝设在甘肃的互市场，见于记载规模较大的有张掖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规模较小的更多。散居于甘肃各地的少数民族在附近州县市场上以其畜产交换粮食、帛、练、蕃彩（赐蕃客的锦绫之类）等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更带有经常性和“怀柔”性。

　　互市安边

　　互市是西汉以来中原王朝同周边少数民族群体、政权之间的贸易形式。隋唐政府继承这一“底宁边鄙，休息中夏”（《册府元龟》卷999），即调和民族关系，安定边疆，减轻中原内地官民负担的安边之术。

　　隋朝国家机构中设有专门掌管“方国及互市事”的职官。“互市监及副，掌互市。”（《隋书》卷28）其时甘肃见于记载最兴盛的互市在张掖。史载隋炀帝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裴矩诱之以利，劝导胡商前往京师互市。于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縻费以万万计。”（《隋书》卷24）互市给地方官府和国家财政造成严重的负担，但对于安定边疆起到积极作用。

　　唐朝政府也很重视并力行贸易安边政策。国家行政机构中同样设有主管互市的职官：诸互市，监各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诸市监掌诸蕃交易马、驼、驴、牛之事。（《旧唐书》卷44）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唐高祖李渊一口答应。前此，“中国（原）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4）这是说互市帮助唐朝解决耕畜不足的问题。

　　唐朝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互市是绢马、茶马贸易。绢帛等本来是禁止互市，只在贡赐贸易中赏赐边疆少数民族进贡者。“安史之乱”后，活动于北方的回纥自以助唐平叛有功，每年用数千上万的马匹，强制性与唐朝互市，换取绢、茶等。“绢马贸易”“茶马贸易”虽然不都在甘肃进行，但它对河陇地区的吐蕃、吐谷浑等与中原内地的茶马互市影响很大，直到宋元明清时期，甘肃的边境互市有增无减，经久不衰，是研究中原王朝在甘肃互市安边政策不可忽视的节点。

　　唐朝政府对于唐蕃贸易物控制甚严。除唐政府特批的绢马贸易外，丝绢金铁等一般不许用于互市。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闰三月，敕诸锦、绫、罗、縠（hú，有皱纹的纱）绣、织成绸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或带入蕃境，金铁之物也不得带过西北边关。（《唐会要》卷86）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六月，京兆府奏：按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罽、绫罗、縠绣、织成细绸、丝、布、氂牛尾、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册府元龟》卷999）看来这些禁令是唐政府长期实行的国策。

　　“丝路”怀远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东西部经济、文化联系就已经存在。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进一步开通中国同中亚、西亚等地往来的“丝绸之路”。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更成为中原王朝怀柔远人，获取沿线民族、国家宝物的主渠道。

　　前已提及，隋炀帝为加强同西域民族、国家的联系，曾派重臣裴矩在甘肃张掖设点，监管西域胡商同当地官民的交易，并给胡商以利好，诱导他们前往长安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史载“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隋史·裴矩传》）西域各方国派遣各国实力雄厚的胡商，经甘肃前往京师进贡贸易，或在河西张掖等地就近交易。裴矩在主管张掖互市时，倾心结交西域官商，了解各国的自然、地理、风俗、礼仪、物产等，又翻阅文献，积累资料，写成《西域图记》三卷，记载西域44个方国的情况及与中原王朝的历史联系。该书序言还明确记载了从中西交通的咽喉敦煌出发，到达西海（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书中记载将唐朝首都长安经陇右、河西与中亚、西亚、东欧等地联系起来，又通过横向延伸，将丝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丝路交通网络，使“丝绸之路”不再是单独的一条、两条或三条连接中西的交通线路，而是一个很大的网状交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密如繁星的市镇，有控制交通的关、卡、守捉，有提供食宿草料的驿馆、客店或商铺，也有管理交通、市政的规章制度及职官。往来人员包括商旅、使臣和僧人。他们的来往行踪受到唐朝地方官府的严格控制和保护。

　　各族商人留居内地，有的数十年逗留不归。河西的大都会凉州，襟带西蕃，葱（岭）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岑参诗有“凉州七里（一作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康熙《御定全唐诗》卷199）吐谷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居凉州者有5000多户，17200余人。（《旧唐书·地理志》）唐肃宗时（公元756年—761年），武威郡九姓胡商安门物（人名）等发动叛乱，“杀节度使周佖”。（《旧唐书》卷10）甘、肃、瓜、沙等地，也有大量胡商和从中亚迁入的少数民族。史载在高昌等西域市场上，有很多产自内地的丝织品、漆器、香料、颜料和药材，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记载随葬品中有绫罗锦绮练绢制作的衣物或丝料，都是由西域商人从内地途经河陇地区运到那里。“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康熙《御定全唐诗》卷386）各民族商人不辞辛劳地长年奔波在“丝绸之路”上，是促进丝路沿线商品贸易的骨干力量。这些旅行经验丰富而又善于经营的客商，往往能累金巨万，变为豪商。内地商人通过丝路贸易发财致富者同样不少 。《太平广记·裴伷先》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名叫裴伷先的内地人，因违法犯罪被徙北庭（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他在那里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自北庭至东京（今河南洛阳市），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从一个强制移边的囚犯，经过数年经营变为资财数千万，交结二千石，累道致客，为其取东京息钱的大富豪，裴伷先本人的经营本领固然值得钦佩，但当时西北包括甘肃一带良好的商业环境也是其致富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件事反映了当时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蓬勃生机。

　　如前所述，隋唐京畿以西河陇、西域各地的经济结构是农牧兼营，以牧为主。而当地的少数部族、降附人户和笼络府州，则几乎全部经营畜牧业，对汉地农业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原王朝不论对民族政权、羁縻府州还是散居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换，大都出于“怀柔”、安边等政治目的。因此，中原政府对边疆各族的贡物、贡马多是“倍偿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