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诏版：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宣言书”——专访甘肃镇原文化学者王佐东

秦诏版：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宣言书”

——专访甘肃镇原文化学者王佐东

王长华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与制度基础，开启了中华文明新的历史阶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张军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正是这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对中华文明本质的深刻洞察（张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红旗文稿》2023/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则从早期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进程中，梳理出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

　　中国距今8000多年后文化交流加速，各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距今6000年前后多支系文化间的交流交融显著加强，中国大部地区文化融合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三层次的文化圈，“多支一体”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到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建立的时候，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已与当代中国疆域基本相当甚至更大，远大于秦汉以来大部分王朝的统治范围。中国距今5100年左右出现具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距今4700多年有了以黄河中游为重心的萌芽状态的“天下王权”，距今4100年后夏王朝时出现“大一统”的广幅政治王权，秦汉时形成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并得到长期发展（韩建业《从比较视野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2023年6年21日《光明日报》）。

　　如果要寻找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的历史佐证，那么，“秦诏版”的出土和它的价值，无疑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最有力的证据。

　　为此，11月26日，笔者采访了《<秦诏版>研究》一书的作者、甘肃镇原文化学者王佐东先生（《<秦诏版>研究》由九州出版社于2017年3月出版，笔者注）。

王佐东先生近照

　　问：什么是“诏版”？什么是“秦诏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

　　王佐东：诏板亦作“诏版”，或诏书、诏令，是皇帝用来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类似于今天中央政府发布的“红头文件”或张榜公布的公文。这里所说的“诏版”，是指在古代把诏书内容刻在一片薄薄的青铜金属板上，直接颁发各地；或将制作的“诏版”，固定在其他权量器具上，发往全国各地。

　　后人所说的《秦诏版》，一般是指这种专门制作并可钉铆固定的“秦始皇诏版”，亦称“秦量诏版”、“秦二十六年诏铭”等。其不仅仅是指某一块，而是单独发行的刻有秦廿六年以及秦二世元年所有诏版的通称。

　　《秦诏版》是秦帝国时期一种专门的诏书，一种告诫、昭告民间民众的文告形式。其书体形式为自由体，主要是为了实用，笔画方正，写法草率，章法灵活多样。

　　广义的《秦诏版》还包括秦诏权量铭文，这是一个独立的与简牍刻石等不同的系列。一般是指在诏版之外，另行把诏书的文字内容或在权、量（权，即秤锤，古时称斤；量，斗斛也，方形，口小，底大，十斗为一斛）上直接凿刻，或直接浇铸于其上，作为政府的“官斗（方升）”、“官量”、“官秤”、“官权”等，发布全国各地，主要是为了更多、更好地宣布诏书内容和法令，达到存传、存垂久远之目的。如现今所存的始皇诏椭量、始皇诏方升、始皇诏权等等。

　　此外，尚有陶质者，即在陶质量器上打印或刻写的诏文形式。如1963年在今山东邹城出土的陶制始皇诏量。秦二世时也有陶制诏书，内容大致相同，文辞不一。

1976年7月出土《秦诏版》，现藏于甘肃镇原县博物馆

　　问：请问《秦诏版》，以及“秦诏权量铭文”中，透露了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王佐东：从广义上说，当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或在权、量（权即秤锤，量即量器，如升、斗）上直接凿刻，或在新造权、量时，直接将铭文铸于之上者，称为“秦诏权量铭文”，其如同“红头文件”一样，具有与诏版一样的效力。

　　从史料记载情况来看，秦朝执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力度非常强硬。依照《秦诏版》颁行的有关规定要求，订立了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和检定制度，对度量衡的颁发、校验和监督的力度超乎寻常。

　　秦法规定，凡度量衡器在发放时，必须严格执行统一的检验核准制度，各县和官府的度量衡由有关官府负责检验，每年至少一次。如果发现超过标准误差，对负责人或使用者要给予处罚。在湖北云梦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简，其中《效律》部分特别对度量衡器的误差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它是贯彻统一度量衡政策的法律保障，对巩固和繁荣秦帝国的经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量出土文物证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沿用了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时所制定的标准，秦统一后发至各地的度量衡器单位量值，皆与战国时秦国保持一致，即一尺为二十三厘米，一升为二百毫升，一斤为二百五十克。这一单位量值，从 商鞅到东汉末年，几乎沿用了四、五百年。正是秦王朝实行严格的统一度量衡法令的保障，从而推动统一度量衡在全国范围推广和执行。

　　秦王朝除了在《效律》中严格规定度量衡器具的误差范围以外，还规定了严器具定期检定制度。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制度的保障，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和普及，不仅促进了度量衡的发展，也为以后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秦诏版铭文具有独到的书法之美

　　问：请问《秦诏版》上凿刻了怎样的文字，才使得它成为昭告天下的法律文书呢？

　　王佐东：秦始皇廿六年（公元二二一年），秦初并天下，置郡县，销天下之兵以为钟锯、金人，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同时，颁布度量衡诏书，其辞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名壹之。”凡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铸上这四十字的诏书。陶制量器为简便记，一般用刻了这四十字的木戳印在陶器上，连成一片诏书。

　　诏书中言明“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也即朝廷命隗状、王绾二位丞相专司此事，可见始皇帝的高度重视。根据实物资料，仅廿六年诏铭即有多种形式：一为诏版，四角有空，是作为标准标志，钉在木制量器上的；二是铸在铜量器——椭升上的；三是铸在铜权上的，因衡量器形制大小各异，铭文形式皆不相同，尚有印在陶量上的铭文。所有这些，加上秦二世诏版铭文，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诏版铭文系列。

秦两诏铜斤权（西安秦始皇陵出土，现藏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问：不同形制的《秦诏版》，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其间又透露了怎样的历史信息？

　　王佐东：《秦诏版》上秦皇父子划一度量衡诏书的载体，表达了秦中央朝廷改革尺、斗、秤的决心，也是秦王朝实现天下统一的得力措施。在这种百废待兴的历史背景下，设计制作怎样的“文件”载体，打造诏版成为当时重要课题和紧迫任务。

　　据考证，打造诏版的任务，是由中央朝廷下属内务府和所属郡县承担，并历经了秦皇父子两代十余年时间。秦都咸阳及隶属郡县，即秦王朝内府及其下属手工业作坊和所属郡县为承办单位，金属诏版由咸阳手工业制造基地负责，郡县度政部门承担陶（木）诏版模具的打造。

　　秦都咸阳是秦时冶金、机械、制陶、纺织、皮革等手工业生产基地，手工业劳动者达十万之多，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和雄厚的物质条件，完全有能力承担打造铜诏版的任务。这不仅被考古发现证实，而且诸多史料也有记述。秦兼并天下后，秦都咸阳“富十倍于天下”诸州，经济实力和生产技术已具备了制造铜车马、青铜器等精品的能力，在物质、技术等方面，完成铜诏版制作，当然不存在什么困难。

　　从已知情况推测，秦都咸阳的渭北地区，即今咸阳市长陵火车站周围，是秦打造或储藏铜诏版的核心地区之一。

　　据分析，《秦诏版》的制作，大都采用商周以来惯用的陶范法。

　　关于陶量诏版制作，其材料选用、制作工艺，比铜诏版简便。这些经郡县制作的陶量诏版 ，具有实用性、艺术性优势，是《秦诏版》中难得的珍品。新中国成立后，山东邹县多次出土陶量印戳诏版，证明齐国邹地曾承担陶量诏版制作任务。考古学家马衡先生谈及印戳诏版成就时曾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它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

　　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先辈们在方寸之物的狭小空间中，制造出既精美又实用的陶制诏版，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叱咤风云、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而且也领略到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

　　问：不同形制的《秦诏版》，它们各自的用途又是怎样的呢？

　　王佐东：秦国初年，为更快实现日月所照之处、舟车所达之地都能“器械度量统一”之目的，朝廷采取多种措施，将《秦诏版》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迅速推广到全国，特别推广到东方六国，其使用形式是：

　　首先，“悬之国门，布之郡县”，这是《秦诏版》的重要用途之一。自古以来，就有“悬书国门”之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仅多次刻石颂功，要求“器械度量统一”，法律、文字统一，而且将命令诏书镂于金版之上，要臣民照办，以显示皇帝的绝对权威。今天，人们看到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大字铜诏版，就是这种用途的实际物证。

　　其次，将诏版镶嵌在权量器上，这是一种普遍使用方法。秦统一全国后，实现度量衡单位制和量值统一的任务十分繁重，诸侯国各种陈旧杂制要取消，就度量衡器要废除，新度量衡器要推广，经认可的标准器要镶嵌铜诏版。因此，镶嵌铜诏版的任务量大面广，尤其是东方六国是实施的重点。原因是秦国故地，百年前已实施了商鞅变法中推行的新制度量衡，划一任务并不紧迫繁重。相反，东方六国，度量衡混乱至极，制度章法五花八门，废旧立新，任务十分艰巨。今天，我们看到原燕、赵、齐、鲁等地，作为新划入秦版图的区域，才是秦统一度量衡的重点地区。一个又一个镶嵌式《秦诏版》在这些地区多次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其三，图章印戳，这是一种独特的使用形式。特点是体积小，好取材，易制作，好保管，便于推广。具体要两种类型：一是金属图章诏版，陕西富平县收藏的《二世铜诏版》即属于此；另一种为陶（木）质图章诏版。这种诏版，一是用陶质材料打（烧）造，然后戳印在陶质权量器上，经窑烧而成。二是形制为图章式，用戳记方法，把诏书打造在陶量上，烧后铭文永存，与铜诏版效果相同。三是就地取材，不用铜铁，成本低，易打造，工艺简便，使用方便 ，深得人们欢迎。

咸阳《秦诏版》

　　问：请您介绍一下咸阳《秦诏版》的出土情况，以及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王佐东：《秦诏版》在全国各地出土很多。当年，这些在中央监制的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全国各地，其中出土的秦权、秦量较多，分布范围也很广，北至吉林省的奈曼旗（燕国故地），南到江苏省的盱眙县（楚国故地），东达山东省的邹县（齐国故地），西抵甘肃省的秦安县（秦国故地）。

　　但就出土数量来言，以陕西咸阳为最多。1959年在陕西省咸阳市长陵车站南沙坑的秦咸阳遗址，就一次出土4件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其中一件铜诏版为长方形，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诏版之一。

　　目前，史学界、文物界和书法篆刻艺术界所广泛认同和推崇的，当属这个咸阳《秦诏版》，原因有四：一是从历史角度讲，该版为秦国故都咸阳出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和影响力；二是从文物角度讲，该版出土较早，且性状保存完整，字迹清晰度高，品相优良；三是从宣传角度讲，该版有拓片广泛传播，因而知之者甚多，而研究、习摹者更多；四是从书法篆刻艺术角度讲，该版无论章法布局、字形结构、刀法刻工、艺术情趣，都堪称“大美”之经典，属于一流精品，可被称为书法篆刻艺术之“尊”。

　　另一个有影响的是1961年在陕西咸阳长陵车站北出土的《秦诏版》，该诏版为两诏版，即除了正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和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版铭文外，背面还刻有阴文反书的大字。这个刻有两道诏书的诏版是秦二世即位后，又将原秦始皇时颁发各地的标准器调回，加刻二世诏文后又颁发下去所刻，它反映了秦统一度量衡政策的连续性。其辞曰：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 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其大意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诏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说，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之制，后嗣只是继续实行，不敢自称有功德。现在把这个诏书刻在左边，使不致有疑惑。

　　问：和咸阳《秦诏版》相比，甘肃镇原出土的《秦诏版》的出土发现过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王佐东：《秦诏版》虽然出土不少，但能够与咸阳《秦诏版》媲美的无独有偶，当属甘肃镇原《秦诏版》。

　　说无独有偶，是因为当咸阳《秦诏版》广为人知之时，镇原《秦诏版》还沉睡在陇东大地。而当其被发现之后，保存的完整性，所蕴含的文化性、艺术性和代表性，为史学家和文物界所关注，当与咸阳《秦诏版》相提并论。

　　据原镇原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张明华老先生回忆，大约在1976年的7月，他在城关镇下乡时，遇到一位农民来找他，这位农民把一块锈迹斑斑的长方形铜板交给他，说是自家在修房子地基时，挖到一米多深时挖出来这么个铜板板。张明华仔细一看，发现这块铜板上面好像有文字，并且大小、文字形状和内容，与自己所知道的书籍上记载的《秦诏版》一模一样。于是，他断定这可能是块《秦诏版》。他给了那位送来“铜板板”的农民10元钱作为回报，并说这是文物，不能买卖。只能将它上缴国家。就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在张明华先生的努力下，被珍藏在镇原县博物馆。

　　2004年7月，张明华先生在接受《兰州晚报》记者采访时，才把有关镇原发现《秦诏版》的始末告知于天下。

　　1995年10月，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董彦文、吴怡如、赵子祥等一行8人赶赴镇原县，对这块秦代“铜板板”进行了鉴定，认为属国家一级文物。

　　1996年9月，由国家文物局专家杨伯达等人组成的鉴定小组，两次实地对这件罕见文物进行了鉴定，认定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同时，将其正式命名为“二十六年铜诏版”，简称《秦诏版》。

镇原在秦代属于北地郡，是《秦诏版》的出土地之一。王长华  摄

　　问：镇原《秦诏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王佐东：镇原《秦诏版》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秦帝国时，属于北地郡的镇原县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依据。

　　文物具有地方属性。镇原是秦国北地郡的一个属地，而且镇原有秦长城，传说秦始皇巡游时登临的鸡头山等遗迹，以及诸多古城，所以，《秦诏版》在镇原的发现，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镇原在四五千年之前，就有先人繁衍生息，是中原鼻祖轩辕氏部落发祥地之一。有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等古文化遗址417处，其中，常山下层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以镇原城关镇常山村命名的古文化类型。镇原古属雍州，夏商为戎，夏后氏政衰，周先祖“率部奔戎狄”，在此设邑施政，“教平易近稼穑”，历公刘至庆节十余世，为我国最早的农业区之一，以县内出土国内罕见的“陶水管”为证。周为“镇之古原”、“置大原于这个地方”（镇原、原州之名及来于此），以国内稀有的“周铜剑”为证。战国期间，秦实力扩展至此，置北地郡。秦统一后，仍置北地郡，境内曾设有安武（治所或在今镇原县屯字镇川口村）、彭阳（治所在今镇原县太平镇彭阳村）两县，“乃镇原置县之始”，为秦帝国重要的战略要地，古“玉帛之路”重要通道由此开启。西汉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北地郡分设安定郡（今镇原，属凉州刺史部）辖二十一县，彭阳、临泾、高平为治域内县。

　　镇原《秦诏版》的发现，说明了当时镇原在秦王朝版图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是秦王朝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入侵的北疆要塞、关陇屏障。作为秦的属地，有抵御匈奴、扼守边塞、发展经济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王朝高度重视，就理所当然地颁发了“红头文件”——《秦诏版》。因而，《秦诏版》就成为镇原响应秦帝国统一度量衡诏令、发展社会经济的有力见证。

　　问：和其他《秦诏版》相比，镇原《秦诏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

　　王佐东：和咸阳以及其他地方出土的《秦诏版》比较，镇原《秦诏版》是具有代表性的诏版之一。

　　按实物状貌看，其“有物有铭”；按诏书内容看，是秦廿六年诏；按实物材质看，属于金属铜诏版；按规格大小看，属于小型诏版；按照保存完整性看，属于完整型诏版；按书写风格来看，虽然整体上自由随意，但属于相对规整型。

　　和其他《秦诏版》相比，镇原《秦诏版》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实物形状比较，镇原《秦诏版》长、宽、厚均比咸阳《秦诏版》有2——8毫米的超幅，这显得镇原《秦诏版》更为厚重。就外观形象看，咸阳诏版四耳齐备，保存完好，而镇原诏版四只耳孔只留存了下方的两个，其他几本接近。

　　第二，从所载内容来看，两者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名壹之”四十字。

　　第三，从书刻章法布局来看，二者有很大不同。镇原《秦诏版》各行的字距、行距基本均匀，字的大小变化不大，表现出一种规整的风格；而咸阳《秦诏版》则颇显自由随意之趣。

　　第四，从结体和刻法来看，镇原《秦诏版》字体以方正、直折为主，更多地显示了刀刻硬朗、方正的意趣；而咸阳《秦诏版》则相对圆润，转折之处相对婉转、顺畅，没有镇原找啊吧 那样直率、梗硬，许多转折之处呈现外拓倾向。

　　第五，从艺术性来看，咸阳《秦诏版》最鲜明地表现了“草篆”的风范，无论是章法、刀法、意趣、无不显示了率意、恣肆、自然之趣。相反，镇原《秦诏版》的“隶”意更浓，虽然不失为“草篆”的杰作，但相对却比较规矩。因此，给后世书法篆刻创作带领的影响相对比较弱一些。

　　第六，从知名度和影响力来看，咸阳《秦诏版》已经广为流传，特别是其拓片的广泛流传，已成为历代书家、刻家临摹的范本。而镇原《秦诏版》还鲜为人知。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自其发现以来，至今仍然作为一个文物，保存在玻璃橱柜里，还没有大范围地公开宣传报道过，或者发布相关的信息资料，所以知之者不多；二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代表其书法篆刻艺术方面的拓片，所以在书法艺术界临摹者不多，影响不大；另外，其在书法风格方面次于咸阳《秦诏版》，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问：如何估量镇原《秦诏版》的历史价值呢？

　　王佐东：其历史价值，可以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战略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多方面来衡量。

　　《秦诏版》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央“红头文件”。这个文件颁行天下的作用在于传递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进行政治宣示，即昭告天下归秦，统一全国度量衡，这是颁行诏版的主旨；一个是进行文字示范，即借此诏发布“书同文”的法令，推行文字统一，促使天下认知和使用统一的官方文字——小篆。这是它最重要的政治价值。

　　镇原《秦诏版》文字为阴刻，有直接在铜版上刻凿的痕迹。显而易见，没有先进的工具、高超的手段，是无法做到的。生产工具是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由此可以推断，北地郡在秦朝时，当地的冶炼设施和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制造的刻凿工具以及刻字手段，已经相当高超。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难以制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物的。

　　陇东地区包括镇原所在的茹河流域，在大秦帝国版图中具有重要的区位条件、独特的人文优势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是抵御匈奴、扼守边塞的北疆要塞、关陇屏障。诏版的颁行，是秦王朝发展经济、固边强基、宣示示范、稳定社会的需要，也成为该地域落实秦帝国统一度量衡诏令、发展社会经济、强化政治治理的有力见证。由此可以说，秦诏版也是秦帝国的“兵戈之路”、“车马之路”、“粮草之路”的见证，这也为后来汉唐“丝绸之路”、“玉帛之路”的繁盛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它的战略价值。

　　从文化层面来讲，《秦诏版》简明的四十个文字，从文化结构层面，具体详实地描述和见证了秦朝的政治体制、社会秩序、治理模式、运行状态和文化图景。这些元素，透射在陇东地区后来的文明图谱之中，形成一种持久的文化传承之力！两千多年之后，镇原成为甘肃第一个“中国书法之乡”，不能不说是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它的影响。

　　《秦诏版》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秦时陇东地区农耕文明的社会形态：这里是秦朝重要的农牧区，形成了以农耕、畜牧、蚕桑“三业”为主的格局，农耕生产及农产品的交流繁荣，社会经济交往也相当规范、平等、自由。由此推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为：农业是生存之本，农事是活命之魂，五谷是生息之根，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当地书手、刻手及其刻写形式、手法的多样性，更是演绎了多种场景和民间习俗，如同一幅浩繁卷轴，展现了秦朝陇东时期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的世象百态。

　　完全可以说，《秦诏版》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极其丰富，史学界和文化界对它的认知和解读尚在进一步深化。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统一国家形成的标志，在这一点上，各界都达成了共识！从此意义上说，《秦诏版》是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宣言书”，此言不虚！

　　（来源：“艺海风”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