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从南佐遗址看甘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原标题：【溯源甘肃】

　　从南佐遗址看甘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

　　南佐遗址宫殿区全景

　　南佐遗址发掘现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南佐遗址出土的炭化水稻

　　南佐遗址出土的彩绘黑陶

　　南佐遗址出土的器物

　　南佐遗址出土的部分骨器

　　南佐遗址出土的白陶带盖圈足簋

　　本报特约撰稿人 韩建业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意味着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早期国家，有了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正式形成了文明社会。而目前看来，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标志性遗址，首推浙江的良渚和甘肃的南佐。南佐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甘肃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地位。

　　南佐遗址是5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原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不仅是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更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遗址调查发现于1957年；1984年－1986年和1994年－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2021年、202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兰州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调查和发掘、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大约距今5100－4700年之间的仰韶文化晚期的超大型都邑性遗址。

　　南佐遗址地表四周各有一条冲沟，考古勘探发现冲沟之间还有沟渠相连，大致形成一个长方形的闭合空间，很有可能原先在遗址外围有一个超大型环壕，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调查可知，在这个范围内分布着仰韶晚期、龙山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陶片以及白灰面房址等，尤以仰韶晚期的遗存最为丰富。遗址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及其两重环壕围成，占地面积约有30万平方米，里面分布着不少夯土墙、白灰面的高等级建筑。中央是宫城，出土了许多特殊的高规格器物。核心区外有五六片普通居住区，以及夯土台、沟渠等遗迹，每片居住区面积都在五六万平方米，房屋都是较小的白灰面窑洞式建筑，不见夯土墙建筑，出土器物也都是普通生活用品。勘探还发现“九台”北侧壕沟一直往北延伸，并和东西向沟渠相连，说明遗址内当有复杂的水利设施。推测“九台”及其宫城等主要是举行祭祀礼仪和王公贵族居住的地方，“九台”外主要是普通人居住生产的区域，可能也包括农田区。

　　南佐600万平方米的遗址规模，差不多相当于汉唐时期的20个县城那么大，是目前所见5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甚至是商代以前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遗址。“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南佐遗址不但面积巨大，而且还拥有可能用于祭祀天地祖宗的礼仪中心和王公贵族居住的宫城，严格来说属于“都”而非“邑”。

　　南佐“九台”是前所未见的大型礼制建筑

　　南佐核心区的九座夯土台，当地民间俗称“九女绾花台”。1957年遗址发现之初，调查者就注意到地表有九个土堆，并且指出北堆为圆形。在20世纪60年代的航拍地图上也能看到大部分台子，其中北台呈圆形，其余方形。由于水土流失和盖房等原因，现在多数台子的地表部分已遭毁坏，有的甚至大部垮塌到了冲沟当中。

　　“九台”大致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每个方台大约40米见方，也就是约1600平方米。北部圆台更大，每个台子的占地面积都和故宫太和殿接近，早先应当就像九座小金字塔一样矗立在大原上，应当非常醒目。勘探和调查表明，保存较好的西3台残高还有5-7米，上小下大，是以黄、黑二色土逐层版筑而成，夯土特征与宫殿区完全一致。在台子内侧勘探出近百米的台阶式道路，另一端通向中轴位置的大冲沟，推测大冲沟位置原来可能有中轴大道。勘探还发现在“九台”外面有内、外两重环壕，紧贴每个台子边缘一周的为内环壕，内环壕之外为倒“U”字形的外环壕。通过对西3台西侧的解剖发掘可知，内壕局部宽约20米、深约10米，在沟壁和底部夯筑有2-4米厚的护壁结构，以防流水侵蚀和渗漏。壕沟夯土层内发现的陶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碳十四测年在距今5000年左右。外环壕尚未发掘，勘探出的宽度有大约20米。

　　“九台”及其环壕所围成的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不但在中北部有宫城，在其他部位也发现多处高等级建筑，加上宫城以南可能存在的中轴大道，通向“九台”的九条台阶式道路等，整个“九台”区基本为封闭式的中轴对称结构。“天圆地方”，圆形的北台或许是祀天的“天坛”，东西两侧的八个方台或许为祭祀八方大地的“地坛”，这种礼制性建筑布局前所未见，和后世也大不相同，彰显出南佐都邑的特殊神圣性。

　　“九台”及其环壕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初步估算，内、外壕总长度在5千米以上，总土方量在75万立方米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项不小的水利工程。如果每两个人一天完成1个土方（包括夯筑护壁在内），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筑台时即便使用壕沟中挖出来的土，但夯筑本身费时费力，因此所费工时或许和挖筑壕沟差不多。也就是说，仅“九台”及其环壕就需要数千人工作两年时间，这还不算相关的后勤保障。只有动员数以千计的家庭、数以百计的村落才有可能办得到，彰显出国家力量的存在。

　　南佐宫殿开中国古典宫殿建筑的先河

　　南佐核心区中北部的长方形宫城，夯土宫墙围起来的空间接近3700平方米，宫墙之外还有壕沟或“护城河”环绕。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上万平方米。南宫墙有平行的两道墙，内墙宫门和主殿F1的中门、中央大火坛在一条中轴线上，门两侧还有夯土墙的门塾（门卫房）类建筑；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向东错开几米也开有一道门。南墙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无论是作为影壁还是瓮城，年代也都是最早的。

　　长方形的主殿F1位于宫城中央，坐北朝南，建筑面积72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约580平方米，由“前厅”和“殿堂”两部分构成。以版筑法夯筑的主墙墙体厚约1.5米、残高约2米，墙外还有散水台、排水沟等。“殿堂”南墙开有三门，其余三面为圆转角附墙。“殿堂”后部有两个直径约1.7米的大型顶梁柱柱洞，这应该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或现存的所有宫殿里面最粗的柱洞了，要知道故宫太和殿的顶梁柱直径才1.06米。“殿堂”前部有一个直径约3.2米的圆盘形地面式大火坛，直径相当于两个人的身长，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前厅南侧无墙，地面有三排柱洞，每个柱洞直径约0.8米。F1的夯土地基在半米以上，其上铺砌土坯，再涂抹草拌泥和石灰，仅白灰面就至少有6层。所有墙的内外壁，火坛，甚至殿外散水台，也都涂抹多层草拌泥和石灰。在宫城内部东、西两侧各有一列多间夯土墙侧室（侧殿），大致对称分布，每间侧室建筑面积数十平方米，不少侧室内有圆盘形地面式火塘。侧室可以通过正门下台阶与大殿F1相通。

　　南佐宫城择中而居、主次分明，具有严整的中轴对称布局，开后世中国古典宫殿建筑的先河：“九台”及核心区位于遗址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和壕沟对称分布。再放大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值得关注的是，南佐的所有墙均为夯筑，几乎所有墙壁、地面都涂抹白灰，这是中国最早大规模使用夯筑和白灰面装饰建筑技术的实例，加上红砖和大量土坯建材的使用，尤其是超大空间单体建筑的建造，显示南佐都邑的建筑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奇特的是，主殿F1停止使用后就被夯填起来，且夯填得非常精整结实。不仅如此，宫城侧室、走廊等大部分空间也都出现了夯填行为，这样整个宫城区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数千平方米的大夯土台基。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残高2米左右的夯土墙才能历经五千年而不倒。夯填成台基自然是为了在上面建造新的建筑，我们也确实发现了部分仰韶晚期末段的晚期建筑，但因离现在地面太近，所以保存很差，总体情况不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南佐白、黑陶等工艺水平高超，体现出礼制的存在和国家对远距离贸易的控制

　　南佐宫城区出土的白陶、黑陶、绿松石装饰品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国家对远距离贸易的控制。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彩陶是黄土高原传统，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白泥堆纹陶罐罕见于其他遗址，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结合科技分析可知是盛肉的成套祭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有些甚至超过1110℃，明显高于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烧造温度。涂抹朱砂的石、骨箭镞也具有礼器性质，可能类似于周代天子赏赐诸侯的“彤矢”。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却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域则多为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南佐出土的上腹有一周压印网格纹的红陶大口缸，几乎和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缸完全相同。圈足的白陶簋、白衣陶簋等的圈足特征，罕见于黄土高原，同样流行于屈家岭文化。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绿松石、朱砂都不见于黄土高原，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都邑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

　　甘肃是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南佐大都邑、大祭台、大宫殿及其环壕水利设施等所体现的巨大建筑工程量，择中而居、主次分明、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布局体现出的以王权为核心的社会状态，高规格器物等体现出的礼制和贸易控制，都表明当时存在一个以南佐都邑为核心的早期国家社会，控制管理范围可能涵盖黄土高原大部地区，可称“黄土高原古国”或“陇山古国”。可见，南佐遗址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最重要的见证之一，甘肃也就成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

　　甘肃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当然不只有南佐。著名的秦安大地湾遗址第一期可早到距今8000年，所出陶钵上的红色彩陶符号可能与祭祀、占卜相关，所见排列有序的墓葬为祖先崇拜的体现，表明当时已经出现复杂的知识观念，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新发现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张家川圪垯川环壕聚落有8万平方米，是同时期最大的环壕聚落，所见半地穴式房屋阔大规整，窖穴量多体大，文明起源的第二步走得也很稳健。距今5300年以后大地湾遗址扩大到上百万平方米，有了4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礼县高寺头也有宫殿式建筑，即将正式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大地湾的宫殿式建筑和南佐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规模相对较小，且尚未出现夯土墙和白灰面，可将其看作南佐所代表的黄土高原文明社会的先行者。总之，甘肃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疑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佐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