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洛城:关山脚下的千年古城

　　原标题：水洛城:关山脚下的千年古城

　　刘沪兄弟为主题的社火表演 赵三强 摄

　　水洛城全貌 赵三强 摄

　　李润强

　　历史上的水洛城地处关山脚下,是如今庄浪县城所在地。水洛城从地图上看去,只不过是陇右大地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城镇,但是这里曾经演绎出历史长河中一段荡气回肠的壮美片段。

　　北宋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

　　庄浪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群山起伏,地势东高西低,六盘山耸峙于东,余脉分六支回环盘互,贯穿全境。山地和丘陵沟壑占总面积的93.5%,境内海拔高度在1405米至2857米之间。水洛城地处关山脚下,庄浪县城所在地,地形呈“两河环抱一城”之势,发源于关山向西流淌的南北洛河绕城而过,孕育了富饶而美丽的水洛川。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72年—527年)《水经注》记载:“川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东导陇山,西径水洛亭,西南流,又得犊奴水口,水出陇山,西径犊奴川,又西径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乱流西南,径石门峡,谓之石门水,西南注略阳川。”

　　考古发现,水洛川历史悠久,人类活动的痕迹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80多处,仅水洛北塬就有汉墓10多处,曾经出土过大量的石磨、石杵、铁锅、陶器等汉朝文物,证明至迟到汉代,当地居民已经掌握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

　　西周以来,水洛川属于西戎游牧之地。春秋中期,始归秦国版图,为陇西郡管辖。汉代,先后归天水郡、汉阳郡管辖。两晋十六国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羯等部族相继内迁,水洛川先后归属于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朝。水洛川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于水洛城历史的最早记载,始见于《晋书》,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后秦姚兴皇初三年(公元396年),“姚硕德讨平凉胡金豹于洛城”,这里“洛城”即水洛城,说明水洛最早建城应在1600年之前,早于元代因庄浪路而得名的“庄浪”县名。郦道元《水经注》称当地为水洛亭,这是水洛城最早的行政建制,属于北魏北秦州安阳郡管辖。据《北史》载,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起义军首领王庆云于水洛城称帝,不久被骠骑大将军尔朱天光破城,坑杀民众17000余人,可见当时水洛川人口众多。

　　唐初,庄浪境内西南地区属陇右道秦州(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陇城县管辖,东北属关内道陇州(州治今陕西陇县)华亭县管辖。唐代宗宝应年间(公元762年—763年),适逢安史之乱后期,朝廷无力西顾,吐蕃贵族乘机率兵东侵,攻占了河陇地区,庄浪全境也随之沦陷。至唐代末年,朝廷和吐蕃反复争夺庄浪地区,战乱频仍。五代初后梁时,庄浪地区由保胜节度使管辖；后唐时,庄浪西南由雄武节度使、东北由彰义节度使两镇管辖。后汉时,庄浪西南被吐蕃占领,东北仍属彰义节度使管辖。后周时收复了庄浪地区,分属雄武和彰义两节度使管辖。至唐末五代,庄浪境内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部族,“百八十里皆生户”“俗与羌、浑杂处”“蕃、汉错居”“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汉民之速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庄浪一带成为西北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舞台。

　　宋初,庄浪境内属于秦凤路德顺军陇干县(今甘肃静宁县),地处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之间,也是北宋和西夏的边界。庄浪境内既有当地的汉族,又有吐蕃、氐、党项等少数民族,还有一些从中原逃亡到西北的人,地处边关要害,社会情况复杂,控制权掌握在吐蕃贵族铎斯那等部族首领手中,是北宋在西北军事链条中极其薄弱的环节。为了加强控制,宋朝在周围设置了多处城寨,如静边寨、通边寨等,如何迅速夺取并长期控制水洛川,成为亟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宋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二月,西夏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南下攻宋,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在今宁夏隆德县)设伏,佯称攻打渭州,诱宋军深入。宋军中计仓促迎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西北一带战事陡然吃紧,“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皇帝怒贬时任统帅的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副使韩琦、范仲淹等人。好水川失利之后,宋朝军队采取守势,防线退至渭州、秦州一线,水洛川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

　　据刘双怡博士考证,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六月,水洛城的独特战略地位,首先引起了陕西经略安抚使王尧臣的关注,他在论及宋夏沿边形势的一篇奏议中说,“秦州绝在西南,去贼界差远。其入寇之路,东则自仪州西南生属户八王界族经过,至水洛城北,是贼界党留等族地。水洛城南与秦州冶坊、穰寨相接”,地处要害。水洛城周边形势非常复杂,从东面看,水洛城是西夏进兵的必经之地。从北面看,居住着党留部族,一旦战事爆发就有心腹之患。从西面、南面看,与秦州相接,是秦州冶坊、穰等城堡的策应之地。水洛川多个少数民族部族杂居,据刘建丽老师考证,居住着吐蕃“生户大王家族”王元宁家族、苏温罗家族以及吐蕃铎斯那部族,城南有以穆宁为首的氐族部族十余个。显然,谁有效控制了水洛城,谁就牢牢掌握了西北防线的关键。

　　宋朝关于水洛筑城的三次重要论争

　　在北宋与西夏军事激烈对抗的同时,庆历新政也拉开了序幕。为了及时处置日益紧迫的西北边事,好水川之战一年后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庆历新政的代表人物、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治庆州的范仲淹,首次在《再议攻守》奏议中提出了兴修水洛城、斩断西夏南下进兵之路的建议,“进修水洛,断贼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势,因以张三军之威也。”宋仁宗让陕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商议对策,由此拉开了朝廷关于是否在水洛川筑城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

　　当时朝廷大臣分为两派,一派是筑城派,以范仲淹为代表。一派是反对派,以知秦州的韩琦为代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八月,韩琦提出:“范仲淹议进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蓦生户几二百里,计其土工亦数百万,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断绝西贼往来。”秦、渭两地相距较远,修建水洛城既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筑城并不能有效阻止西夏军队,明确反对兴修水洛城。由于韩琦位居秦州军政长官,邻近水洛城,所以,朝廷同意了韩琦的请求,下令停止筑城。这是筑城水洛的第一次公开争论。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九月,西夏挥师南下,发动了定川寨之战(今宁夏固原市西北),李元昊占据有利地形,诱宋军出战,然后断其粮道和归路,出战宋军几乎全军覆没。西夏军队乘胜出击,焚民舍、毁城寨,直抵渭州,纵横600里,沿途宋军无力出战,只好固垒自守。定川寨之战后,宋朝在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秦渭之间修筑一座城寨、加大阻击西夏南侵之事就显得尤为紧迫。能否修筑水洛城,这个重大责任就历史性地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刘沪来担当了。

　　刘沪(?-公元1047年),字子俊,保州保寨(今河北保定市)人,曾姑祖母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祖母。祖父刘审琦随从宋太祖征战时殉职。父亲刘文质,幼年随母亲入宫,为人谨慎,忠实可信,深得宋太宗信任,曾经担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市)、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等州知州。兄长刘焕,以抗旨忤言、除暴惩奸而名重一时,后来官至工部尚书。刘沪从小沉默寡言,饱读经典,谋略善断,胸有大志,荫补三班奉职,在禁军任职,升为右侍禁。虽出身皇亲国戚,但不愿坐食禄米。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出任瓦亭寨(今宁夏固原县瓦亭)钤辖,代理临近的静边寨(今甘肃静宁县城川乡)寨主。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好水川战役之后,西夏军队势如破竹,宋军沿线城堡纷纷关闭,居民遭受掠夺屠戮,只有刘沪下令开城门接受周边难民,逃难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刘开门”。此举也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军政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和参知政事范仲淹的赞赏,推荐提拔为阁门左侍禁、阁门祗候。

　　刘沪代理静边寨主之后,为了打通渭州与秦州之间的交通线,又在水洛川西北修筑章川堡(今甘肃静宁县古城乡),在此屯军并得到了数百顷良田,进一步加强了对水洛川吐蕃贵族的威慑,形成了从东边的瓦亭寨、北边的静边寨、西北的章川堡、东南的秦州诸寨对水洛川的包围之势,收复水洛城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刘沪并未急于出动武力,他了解到在军事重压之下,水洛城中的蕃氐部族内部势力也发生了分化。他择机劝降以铎斯那、王元宁为首的吐蕃部族和以穆宁为首的氐族部族。蕃氐部族为了各自利益,开始与刘沪接触,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双方从猜忌试探转向初步信任。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赴水洛川周边视察。在刘沪的精心安排下,蕃氐部族首领与郑戬会面并得到较高礼遇,打消了心中疑虑,决定归附宋朝。水洛城主铎斯那为了表示诚心,还愿意将路罗甘、结公城(今庄浪县南湖镇)一并归献,郑戬随即下令刘沪率部受降。不料中途生变,水洛城西的氐人在穆宁的带领下,聚众万人纵火围攻水洛城,企图阻挠宋军的收编行动。当时情况危急,宋军仅仅只有一千人,敌我力量悬殊,周围数百里也没有援军。但是,刘沪临危冷静指挥,“令晨炊缓食,坐胡床指挥进退,一战氐溃,追奔至石门(今庄浪朱店镇石门口),酋皆稽颡请服。因尽驱其众隶麾下,以通秦、渭之路”,抓住战机迅速平叛,后来又打退了前来增援的临洮氐兵。这次行动不仅顺利收复了水洛城,而且打通了秦渭之路,刘沪因此升迁为内殿崇班。

　　在当时的有利形势下,郑戬提出重修水洛城,朝廷当即采纳了郑戬的建议,并派著作佐郎董士廉率将士前往督役。十二月份,韩琦又联合文彦博、尹洙、狄青等人表示反对。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月,当筑城尚未过半时,朝廷调离郑戬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这时,在西北边地同时存在两个军政长官,新任的韩琦已经到任、原来的郑戬尚未离职。朝廷听从陕西宣抚使韩琦、知渭州尹洙的奏请,下令停止筑城。为了阻止筑城,尹洙又派瓦亭寨主张忠取代刘沪。但是,在尚未离任的郑戬支持下,刘沪不肯受代,又在蕃氐部族“请自备财力修城”的推动下,加快了施工进程。结果,韩琦、尹洙上疏朝廷《奉诏令刘沪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当状》《乞与郑戬下御史台照对水洛事状》,认为刘、董二人公然抗命,派遣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率兵抓捕并投入德顺军监狱,准备以违抗军令将二人处斩。这时候,郑戬据理力争,担心水洛川“蕃汉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指出尹洙的行为有图谋构陷之嫌,但没有得到朝廷采纳,筑城也随即叫停。这是筑城水洛的第二次公开争论。

　　刘沪、董士廉入狱之后,归降的蕃氐部族受到惊扰纷纷造反,杀掉官吏和汉族民众,致使水洛城局面严重失控。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三月十二,朝廷派遣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和都转运使程戬,奔赴西北边地,解决水洛城事件。鱼周询等人刚到达水洛川,蕃氐部族首领就紧急求见,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是允许继续筑城,二是以壮丁、牛羊襄助筑城,三是任命刘沪为水洛城寨主。在百姓的强烈要求下,鱼周询等人顺应民意,上疏支持郑戬,建议释放刘、董二人,继续筑城。

　　在鱼周询等人实地调研的同时,朝廷大臣对于水洛筑城事件也发生了严重争论。韩琦依然坚决反对水洛筑城,他在《修水洛城不便奏》中列举十三条,批评水洛筑城的失误,包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筑城并非带来许多便利之处等。尹洙也认为筑城有害无利,由于秦、渭据点太多,各自为战,导致了前一个阶段军事上的失利,现在又增加水洛城,更分散兵力,削弱了防守力量。但是,范仲淹、孙甫等人却坚定支持刘沪,参知政事范仲淹在《奏为刘沪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鱼周询等勘鞫》奏议中指出,刘沪守边“最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谏官孙甫也认为:“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刘)沪不可罪。”欧阳修、余靖等人在肯定筑城行动的同时,建议调解双方的争议。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连上两疏《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劄子》《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劄子》,充分肯定刘沪筑城的功劳,“自西事以来,擢用边将固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刘)沪筑水洛城,沪尤为艰难,其功不在二人下”,接着分析了解决水洛城事件的“三利三害”,指出“狄青、刘沪等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最后提出了释放刘沪,调离尹洙来平息争讼的办法。经过半年的争论,事体大致明了,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刘沪。宋仁宗权衡利弊,最终释放刘沪,但以不服从节制,将其降职为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兼领水洛城兵马监押,董士廉罚铜八斤,尹洙从渭州调任庆州。在文臣武将攻防策略的争锋声中,新筑成的水洛城终于矗立于关山余脉紫荆山之下、南北洛河的怀抱之中。这是筑城水洛的第三次公开争论。

　　水洛城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影响

　　从今天来看,水洛城的修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久远的影响。

　　一是加速了水洛川的繁荣发展。据李俊刚老师考证,随着重筑水洛城,北宋实边政策吸引了大批移民涌入水洛川,带来了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成为水洛川开发与建设新的开始。移民们购买或者租种吐蕃首领的闲散地进行农耕生产,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水洛南北两河冲刷了上千年形成的两岸川谷地区,成为黄土高原上的“小江南”,西北的茶马贸易延伸到了这里,成为秦渭线上的“茶马十字路口”。水洛川的开发,既保障了周边地区的战马及物资供应,又极大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日趋繁华的水洛川后来成为县城所在地,千百年后庄浪人民又在这里创造了“中国梯田第一县”的奇迹。

　　二是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刘沪冒着生命危险为民请命,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正如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所言,“刘沪经营水洛之初,先以夺身力战,然后诱而降服,乃是诸蕃族畏沪之威信”。刘沪注重教化当地各族百姓,奏请朝廷授予蕃氐部族首领官职。当地各个民族在团结一心抵御西夏入侵的同时,文化传统、风俗民情也相互交融。

　　三是巩固了宋代的西北边防。刘沪以坚固的水洛城作为据点,既保护了当地百姓的安全,又保障了秦渭生命线的畅通。据学者李俊刚研究,水洛城筑城之后,朝廷招募了大量的蕃兵和弓箭手,他们熟悉山川道路,晓知牧骑习性,平时务农牧,战时为前锋,寓兵于农,战斗力堪比正规军队。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水洛城驻有蕃兵三十八队,总兵马1354人(骑),有效发挥了保境安民的重要作用。以保家卫国为光荣传统的这块土地,南宋时期成长起来了英雄郭成、郭浩父子和吴玠、吴璘兄弟。

　　四是反映了北宋庆历新政中文臣武将之间的复杂关系。水洛城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范仲淹、欧阳修、韩琦、余靖等人,都是庆历新政的代表人物。学者李强博士认为,范仲淹、韩琦在西北军事战略方面多有共识,曾经联合上书《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但在攻防策略上存在明显分歧。范仲淹重视基础军事设施,主张广筑城寨；韩琦则侧重进攻,反对分兵守土和建城损耗物力,这是造成水洛城之争的最根本原因。刘双怡博士也认为,修筑水洛城之所以被闹得沸沸扬扬,主要由于其所发生的时机正好处于宋朝内部(庆历新政)、宋夏关系发生变化之时,从筑城牵扯到的蕃部安抚、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对夏政策,都导致这次事件被放大。水洛城事件的起因是大臣之间攻防军事策略之争,后来因掺杂了个人恩怨等诸多因素,变得日趋复杂。水洛城事件尘埃落定之后,董士廉又上书控告尹洙,牵连韩琦罢任枢密副使,再次引发了争讼。

　　五是水洛筑城的后续影响。令人惋惜的是,水洛城事件的主角刘沪,在筑城和主政期间身心俱损、积劳成疾,因患头疮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去世。灵柩即将东归家乡保州之际,水洛川百姓跪在街道两旁哭泣哀悼,请求朝廷将其安葬在水洛城畔。水洛城蕃官也呈递申请状,请求以刘沪兄弟或儿子主政水洛。朝廷顺应民意,以刘沪之弟刘淳为水洛城都监,将刘沪安葬在水洛城北(此处后来得名“庙坪塬”),建庙立碑,四时祭祀,百姓尊称为“刘将军”或“将军爷”。

　　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朝廷再次褒扬刘沪的功绩,“以功业建庙”,在水洛城西关敕建忠勇庙,俗称“将军殿”(今庄浪县委党校所在地)。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追封为忠烈侯,以每年正月十二为祀日。

　　今天,庄浪县及周边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刘沪兄弟保境安民的神奇传说,每年正月十二还保留着以刘沪故事为主题的社火节庆,后来演变为全县春节期间最盛大的民俗活动。正月十二的社火包括上百个高抬(铁芯子)、彩车、高跷、马社火、地摊子,吸引了周边的天水秦安县、张家川县,平凉静宁县,以及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社火队的加盟,观众多达十余万人,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近年来,庄浪县又维修了残存的水洛城墙,古城旧貌换新颜,成为关山大景区文化旅游的一处胜地。

　　水洛筑城距今已悠悠千载,围绕她的前世今生,促成了秦渭之间汉、蕃、氐、羌等多民族的交流融合,激发了一代文豪王尧臣、欧阳修、范仲淹、曾巩等数十篇经国济世的政论文章,引发了宋代仁宗、徽宗多朝皇帝对秦渭一带的极大关注,牵涉了韩琦、尹洙、狄青等一代重臣的仕途生涯,见证了北宋庆历新政在西北实施的成效,造就了为民请命而被庄浪百姓奉为保护神般崇敬的刘沪兄弟,留存了以正月十二社火节为代表的传统民俗艺术活动。这些都是刘沪水洛筑城馈赠给庄浪人民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孕育“庄浪精神”的深厚历史文化源头,值得人们永远珍惜和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