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碧瓦蔚国光：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

　　在广州市区东部石牌村以北的五山一带，今天坐落着两所华南地区的知名学府：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而两校校园，在民国时期曾经属于另一所近代中国知名高等学府：国立中山大学。这座当年被称为“石牌新校”的大学校园，是近代中国得以建成的规模最大的大学校园之一，其建筑美轮美奂，庄严典雅，与同时期营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堪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校园营建史的双璧。

　　1、筑基石牌：中山大学新校址的选定与兴建

　　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国立广东大学，最初的校址在广州城内文明路的原清代广东贡院旧址。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将原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校址仍在文明路。蜗居在广府旧城内的既有校舍此时已显老旧，不敷使用。早在1924年广东大学成立之初，孙中山便曾命校长邹鲁着手为学校另选校址建设新校舍。邹鲁经过多次查勘，最后选定了广州东郊外的石牌一带。

　　邹鲁选定的这片新校址，位于广九铁路以北的一片丘陵地带，农学院院长邓植仪曾描述新校址道：“查此石牌地段，原属冈陵起伏之区，曾作附城炮垒，土地荒废已久，人迹亦甚罕到。”白云山、火炉山东西列峙，成为校园壮美的天际线，1933年新加坡华侨胡文虎在参观新校址之后，曾特别称赞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前望珠江，后枕白云，区内冈丘起伏，湖水映带……花木青葱，天然形势，加以点缀，一到如入桃源。”这一圈定校址的总面积达1.2万余亩，在当时国内各公私立大学中冠绝群雄，甚至超过了欧洲小国摩纳哥的国土面积。

　　▲石牌校园现貌鸟瞰

　　1932年邹鲁重新掌校，石牌工程开始实质推进。根据他所拟的“六年计划”，石牌校舍工程以两年为一期，共分三期：“第一期建筑及设备农、工、理三学院，教职员住宅，学生宿舍，预算八百余万元；第二期续建工学院及住宅、宿舍，并建筑及设备文、法两院，预算五百余万元；第三期又续建筑工学院，并建筑及设备医院、图书馆、博物院、运动场、纪念堂，预算七百余万元。”按照这样的宏伟计划，石牌新校拟花费的预算超过两千万元，可谓天文数字。虽然后来实际开工后，缩减了计划项目，实际的花费小于上述数目，但所费仍不啻为巨款。邹鲁本人也坦言：“我公布整个计划的时候，正值经济不景气的狂潮泛滥于全球，国内党政军各方面的急需都陷于极度窘迫的境地，因此许多好友都劝我暂缓开始，以免半途而废，徒劳无功……但我志已决，仍然放手去做。”

　　1933年3月，石牌新校区一期工程全面开工，主要建设项目为理、工、农三学院建筑及部分学生宿舍和教职员住宅。然而，当时学校可以确定的款项来源只有西南政务委员会拨给的舶来肥田料捐及洋米捐的一部分，总计10万元，不敷甚巨，于是邹鲁在继续向当局请款的同时，也动员中大在广东的各董事发起海内外的募捐。早在1933年1月，他便致函国民党海外各党部，在全球募捐，获得了踊跃的捐款。随后不久“又得财政部孔祥熙先生允每月拨助五万元或十万元”，第一期建筑费完全解决。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一期工程至1934年9月竣工，不久农、工、理三学院便迁入新校舍开学，第二期工程亦全面展开。此期工程的筹款曾发生很大困难，经过邹鲁多方奔走，“幸赖广东党政军机关按薪捐资，及银行之慨然借款，仅克成之”。工程于1935年秋季完成，文、法两学院也迁入新校址。当年11月11日，校方举行建校十一周年纪念，在典礼上一并宣布文、法两学院落成和大学全部迁入新校舍。随后，第三期工程开工，但二期工程所积欠的多达百余万元的款项无法偿还，又一度影响了第三期工程的进度，所幸经过邹鲁等人的努力，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国立中山大学建设经费案”，中央对石牌校区建设再追加拨款100万元，使得第三期工程得以展开。此期工程中，包括了图书馆大楼，该建筑由杨锡宗设计，为歇山顶宫殿式大楼，气势颇为恢宏。遗憾的是，第三期工程因抗战全面爆发，日军进攻广州而半途中辍，战前仅完成了体育馆、天文台等部分建筑。

　　虽然规划中的石牌新校并未在1938年广州沦陷前完全建成，但除图书馆、中山纪念堂等少数建筑外，大部分的主要校舍工程已陆续完竣。其在全面抗战前得以建成者，包括校大门及西门石牌坊，总理铜像，钟亭，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化学教室、化学工程系教室、生物地质学系教室、天文数学系教室，工学院电气机械工程教室、土木工程教室、机械实习所，农学院农学馆、化学馆、蚕学馆，体育馆，膳堂，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发电厂，水塔及自来水厂，各教职员住宅，等等。

　　2、碧瓦红墙：“固有形式”大学新校舍的典范之作

　　石牌新校兴建的20世纪30年代，正值“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虽然中山大学的校徽图案依旧使用了城内老校址的地标建筑“大钟楼”，但石牌新校的主要教学楼建筑，一律采用了宫殿式的“中国固有之形式”风格。“凡是到过石牌的人们，都会对它的宽广而清洁的校道，红墙绿瓦的宫殿式建筑，葱茏翠绿的树林，幽美恬静的环境，庄严而雄伟的气氛，留下美好而愉快的印象。”这些古色古香的校舍建筑，鲜明地表达着“复兴民族文化”的意涵。文学院院长吴康在学校迁入新校舍之际，论及“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新校之使命”，便首先强调要“发扬本国学术”：“今后新校讲业，宜立伟大规制，精研博采，汇纳众流，取中土五千年学术之菁华，发扬彰朗，由温故而知新，极旁搜而远绍，使中土文教演进，自此辟一新纪元，是曰‘中国文化之复兴’。”

　　这一承担“中国文化复兴”使命的大学校舍建筑群，主要由广东近代著名建筑师杨锡宗和林克明设计。两人都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是“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中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旗手。杨锡宗早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与吕彦直是同学，也参加了1925年的中山陵方案竞征并获奖。他在设计方案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得到了评判专家和葬事筹备处的高度肯定，被吸收进了吕彦直方案的修改调整中，甚至于对后来整个“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林克明是中大前身广东高师的校友，后赴法留学，就读于里昂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曾在法国从业，1928年进入广州市政府工务局，随后主持设计了广州的一系列重要公共建筑，包括广州中山图书馆和市府合署，这两个建筑都是典型的“中国固有之形式”风格。

　　▲建设中的石牌校舍

　　1932年，杨锡宗完成了石牌新校的总体规划和第一期工程的建筑设计。这一校园总平面布局与中山陵相似，亦为“钟”形。邹鲁曾以诗描绘道：“院分文法理工农，全体形成恰似钟。”作为孙中山一手创办并最终以其名字命名的国立大学，最初的校园规划和设计也出自杨锡宗之手，中大新校园设计成这样一个钟形平面，不难让人产生与南京中山陵相呼应的联想。　　在石牌新校广阔的范围内，分布有一系列小湖塘，被以中国境内著名湖泊之名命名，其中位于“钟”形核心区中部的一片东西向的狭长水域，被命名为“洞庭湖”，该湖将校园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片区。根据邹鲁的计划，除医学院外，中山大学的文、法、理、工、农五大学院皆要迁入石牌新校内。新校根据天然地形，进行了大致的分区：理、工、农三大学院各教学楼和实验室设于北区，文、法学院及行政楼、图书馆、博物馆、中山纪念堂、体育馆、教授住宅区等位于南区，学生宿舍及饭厅则分布于两区之间的湖滨地带。

　　1933年以后陆续建设的各校舍建筑，大体遵循了以上的规划分区，如邹鲁所述，“使各学院自成一区，分途发展，而不相妨焉”。在全校各学院中，农学院位于全校中轴线最北端，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文化传统；理学院建筑群和工学院建筑群则分别位于东学院的西南、东南方向，其中校区的发电厂亦位于工学院实习工厂旁。在“洞庭湖”的东岸，五座男生宿舍环列分布，在其东南面稍晚又营建了四座宿舍；而女生宿舍两栋则分布在中轴线西侧的“洞庭湖”南岸。五座男生宿舍正南面的小丘上是文学院大楼，女生宿舍正南面小丘上则是法学院大楼：文、法两学院东西分列，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契合。“洞庭湖”南岸校园南区中心区域，是全校地势最为平坦开阔之处，校方原拟在其中修筑中山纪念堂（大礼堂）和图书馆、博物馆、行政楼等建筑，但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实现，成为石牌校园建设的最大缺憾。校园的东南部是生活区，分布有体育馆、教授住宅区和其他生活服务建筑等。此外，校方于1935至1937年间，又在理学院建筑群的东侧岗地上修建了另一生活区，其中包括一栋公寓式教职员住宅楼和教职员食堂、员生娱乐场等建筑。

　　作为“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中的大学校园的代表性建设工程，石牌校园在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上均取得了较为成功的效果。整个校园布局依山就势，对天然湖泊尽量予以保留和尊重，各主要校舍则分别建筑在小丘之上，更显雄伟之势。校园整体以中山铜像至农学院之间为南北中轴线，文、工两学院和法、理两学院分列左右，整体布局对称严谨，但在具体建筑形态上又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无论在建筑平面布局还是屋顶造型上，各学院主要屋舍都不尽相同，显得错落有致，极富建筑美感。各学院建筑的大屋顶均为歇山顶或庑殿顶，覆盖绿色琉璃瓦。这些大屋顶大都比例恰当，造型标准，设计较为规范。但在鸱吻、走兽等装饰细节上，又各不相同：既有较为标准的清代官式建筑鸱吻走兽做法，也有几何云纹样式，更有做成羊、鹤等动物造型者，体现出设计的灵活性和地域特征。在额枋、雀替和室内的天花等细节部位，这些建筑也普遍施以油漆彩绘，或使用具有岭南特色的琉璃花砖装饰，增添了复古与华丽的视觉效果。邹鲁曾作诗赞美道：“红墙碧瓦额丹黄，双翼飞檐古殿妆。共羡中邦佳式样，庄严华丽轶殊方。”

　　▲石牌校园理学院建筑群旧址远眺

　　在各学院大楼中，位于校园东面的文学院大楼略显特殊。这一重要建筑于1934年由郑校之设计，与西边的法学院大楼平面布局相似。但其屋顶部分，仅在中央主楼做了一个单檐歇山顶，两侧的附楼则为平顶，仅在屋檐处以一小圈琉璃瓦坡檐装饰。这有可能是受二期工程一度筹款困难的影响而导致的设计修改，但这幢大楼在建筑风格和细节装饰上仍匠心独具，呈现出别样的特色。

　　不同于其他各学院建筑外墙普遍采用红色圆柱和彩绘装饰，文学院大楼外墙仅以红砖清水墙和水刷石饰面，显得较为简洁朴素。而最具特色的，是其颇为别致的入口处：建筑师设计了四根贯通二层的带有古埃及风格的巨柱，柱身和整座大楼的檐下部分，也以明暗不同的水刷石拼绘出古埃及风格的装饰图案。大楼室内一层大厅的柱子，也具有古埃及柱式风格。这些运用到建筑内外各处的古埃及元素，很好地增添了文学院的古典气质。

　　此外，校园东南部由余清江、关以舟设计的体育馆，也没有采用宫殿式大屋顶。这幢平面呈“丄”字形的体育馆，将几乎全部的装饰元素都集中在了南立面上：从脱胎于冲天牌楼样式的主入口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同时期南京中央体育场和上海江湾体育场入口的影子，而中大体育馆则在其中使用了琉璃瓦和油漆彩绘，在装饰细节上较二者更为精美华丽。

　　中山大学石牌新校园是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校园建设中耗资最巨、规模最大的案例，且仅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完成大部分计划，在当时看来堪称奇迹。邹鲁在抗战中曾回忆道：“第二期建筑工程完毕，石牌新校的规模业已粗具，当初荆榛遍地的荒野，突然变成堂皇瑰玮的大学区……观察本校，自觉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而国内外人士前来参观的，都和我有同感。”

　　迁入石牌新校的中山大学，校园生活焕然一新，令世人羡慕不已。中央社记者在参观校园后如是称：“一班学生，既得有如是优美环境，对于藏修息游，当然别有一番兴趣……凡值夕阳西坠、饭罢休息时，校内鄱阳、洞庭、西湖之畔，三五成群，徜徉于绿丛之下。其习水性者，则一叶扁舟，荡漾湖心，时而清歌一曲，时而拨桨竞舟，歌筹掌声，互相酬答。是则于埋头书卷、伏案终日之余，又得有遣性怡情之机会，该校学生，真不知几生修得到也。”

　　虽然今天的中山大学已搬离石牌校园，但当年建成的这组巍峨黉宫，依然在华工、华农两校的精心呵护下，继续着不绝的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