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春秋|张居正誓将改革进行到底！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的一天，明朝的官场上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引得无数人议论纷纷。当朝首辅大臣张居正，竟在自己家中向一位同僚屈膝下跪，索要刀刃作出刎颈的姿态，连声悲呼：“你来杀我！你来杀我！”这一幕太过匪夷所思，吓得这位同僚——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仓皇退去。一向沉稳老练的张首辅，为何做出如此极端之举？

　　事情起于一个多月前，张居正的父亲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去世。按照礼制要求，张居正须即刻辞官，回乡守孝三年。但当时张居正一手推行的新政改革已经铺展开来。他一走，改革将面临中断风险。万历皇帝苦苦挽留，下旨“夺情”（朝廷特许本应离职守孝的官员继续履职），强留张居正继续任职。

　　随后，朝堂爆发激烈争论，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张居正，万历皇帝强力压下反对声音，廷杖了部分官员。而王锡爵的登门造访，正是为了替即将遭受廷杖的同僚求情。

　　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张居正心中国事、伦理、非议等多重纠葛下的集中爆发。他背负着“忠孝难两全”的压力，终于做出了抉择：将改革进行到底。

　　▲《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的形象。（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1、安民为本，清丈均田解民困

　　张居正少年得志，二十三岁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正当仕途可期之时，他却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托病告归江陵。赋闲期间，他往来田间，与农夫雇工交谈，亲眼所见“田赋不均”、豪强侵夺土地、小民流离困苦的社会现实，为他日后推行赋役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

　　张居正在《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中提到：“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而土地，则是安民的重中之重。

　　▲《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图片来源：AI制图）

　　万历三年（1575年），昆山进士朱熙洽来到湖北潜江担任知县，发现当地豪强趁机蚕食田地，形成“有田的人不纳税，纳税的人没有田”的怪象。于是他上书请行“清丈”，并亲自率人逐一丈量田地。历时一年多，被侵占的田产确权归民，逃亡者渐归故里。潜江的经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清丈田亩对于整顿赋役的必要性，也为后来张居正推动全国清丈提供了现实参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在福建试点清丈田亩。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张居正依据福建试点经验制定的《清丈条例》颁行天下。一场震动朝野的“丈田风暴”，正式席卷大明。

　　▲万历九年清丈鱼鳞册。（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丈之风无疑触及到了某些人的蛋糕。万历九年（1581年），山西大同的潞城王等宗室听说朝廷派人来清丈田地，竟公然阻扰，“遮道噪乱”。面对阻力，张居正的处理方式极为强硬。在他的推动下，万历皇帝下旨：“但有抗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这是打破宗室特权的惊人之举。最终，潞城王府宗室人员被弹劾处分，清丈得以在全国推行。

　　在给山东巡抚何起鸣的信中，张居正语气急迫：“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意思是：趁我还在位，必须把这事办彻底。清丈结果也证明了这项举措的正确性：全国田亩总额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余顷，较清丈前大幅增加。太仓存粮从“不足支一年”变为“可支十年”，国库积银达四百余万两。

　　▲《明实录》记载：“但有抗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图片来源：识典古籍）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清丈的基础上，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分散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项，统一折成银两征收。农民不用再被徭役绑在土地上，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农业生产或外出谋生；官府也不再直接征发劳力，而是花钱雇人。这不仅简化了税制，还把农民从土地上松了绑。正是张居正体察民情、铁腕改革，才让农民得以减轻赋役负担，过上更为踏实的日子。

　　▲《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剖析明代土地兼并与赋税积弊。（图片来源：影视剧照）

　　2、实绩强本，考成法整治虚浮风气

　　隆庆二年（1568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指出官场种种乱象：士大夫们一心追求名声，总去思考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呈递的奏章极为冗长，一旦考核他们的本职事务，反而一问三不知；管钱粮财政的官员，说不清收支账目的具体数目；负责刑法律令的官员，不熟悉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例……是时候革除大明官场上这些“怪病”了。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升任首辅后，当即针对此项弊病推出了改革举措——考成法。这套制度的核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台账管理”：六部和都察院把官员该办的事定立期限，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底，一本送六科，一本呈内阁。每完成一件注销一件，逾期不办者，层层追责。“月有考，岁有稽”，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

　　▲张居正像。（图片来源：湖北文旅）

　　考成法的效果立竿见影。万历三年（1575年），朝廷查出各省抚按官未完成的事项达二百三十七件，涉及五十四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等人因“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被罚停俸三月。通过考成法的施行，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写下的用人标准从纸面落到了地面——“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即用人不看名声、不看资历、不听说得好不好，只看一件事——你到底办成了什么。

　　张居正深知“虑之贵详，行之贵力”，他不怕得罪人，因为一个“务虚”的朝廷，救不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天下。要让大明这艘船继续前行，先得把船上那些不划桨还添重的人淘汰下去。从“务虚”到“务实”，考成法用“冷酷”的台账，逼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单。

　　3、谋远固本，安邦定边计长久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其中有一句：“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二十余年后，成为首辅的张居正，开始考虑更长远的国家治理问题——边防。

　　▲《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书影。（图片来源：识典古籍）

　　张居正曾参与并支持高拱主导的“隆庆和议”。他深知，“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年年打仗，打的是太仓里的银子和粮食，打的是百姓服更多的徭役；而开放边境互市，以贸促安，换的是太平。这不是示弱，而是算账——算国本、算百姓。“隆庆和议”前后，张居正力主重用戚继光、李成梁守边，将二人分别调任蓟镇和辽东。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戚继光等人更在万里长城上规划修建敌台三千多座——每一座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但长远看来，此举则是未雨绸缪，确保安宁。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一场危机悄悄来临。蒙古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的义子恰台吉派人侦察时，探知东蒙古的图们汗拥众五万，准备入寇辽东。张居正闻讯，立即调度蓟辽联合作战：命辽东总兵李成梁严阵戒备，坚壁清野；蓟辽总督梁梦龙率兵出山海关，声援辽东。命蓟镇总兵戚继光选精锐寻机出击，视情况攻打敌人的老巢或进行截击。随后，戚继光移驻一片石（明代长城重要关隘九门口的古称），伺机而动。三路大军互为犄角，紧密配合。十月初二，图们汗见明军准备充分、无隙可乘，只得空手退去。

　　▲明代《九边图》屏第一幅中的山海关。（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一仗，没有斩首，没有追击，甚至没有一场真正的厮杀。但边疆安宁，百姓免遭涂炭。 张居正后来在给宣大（统管宣府、大同）巡抚吴环洲写信中，谈及边防策略时说了一句被后世广为熟知的话：“但愿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这也成为张居正立足长远、谋定后动的为官之道的深刻阐释。

　　▲位于湖北荆州的张居正故居。（图片来源：湖北文旅）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载入史册的那一跪，将他与大明王朝改革的前途紧紧绑在了一起，不再有半分动摇——就像他曾经一直坚持的那样。历史给了张居正精准的评价——“救时宰相”。为解王朝积弊，他锐意改革、躬身入局，秉持安民生、重实绩、谋长远等一系列为政理念强基固本，支撑起了万历中兴这一短暂而恢宏的历史图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他在《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中写下的那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最终成了他为政生涯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