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蜀栗亭杜公祠变迁与碑记杜甫形象

　　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记，《诗范永垂》碑

　　重建杜少陵先生祠堂记，《百世诗宗》碑

　　栗川镇元观峡题刻

　　修乐楼并历述建祠始末序

　　杜甫陇蜀纪行诗有两首写到“栗亭”，即《发秦州》《木皮岭》。《发秦州》系其陇蜀纪行诗的首篇，他自注说“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诗中有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如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勾画了一幅栗亭初冬的田园畅想图。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乐土、南州、栗亭都实指一地，即当时的同谷县栗亭镇。《木皮岭》则说：“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杜甫发同谷入蜀的第一程，就是经过栗亭南下，心情沉重而不乏踌躇徘徊之意。据史料记载：栗亭，得名于栗亭河，魏正始三年（506）置栗亭县，隋开元二年（583）降为同谷县之一镇，五代唐清泰三年（936）复置县，宋因之。

　　杜甫在栗亭（今陇南徽县栗川镇）居留多长时间，现今并无定论。但他肯定在那里生活、创作有日，是毫无疑问的。唐咸通十四年（873）成州刺史赵鸿访杜甫故迹咏诗《栗亭》：“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纪今何有？”（见《梨岳诗集》）。该诗有题记说：“赵鸿刻石同谷，曰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这段文学史料，提供了四点重要信息：其一是说杜甫在栗亭的创作，曾在民间口传，但经过近120年即两个甲子的时日，已经难觅题纪；其二是杜甫的栗亭诗至少有十首，属于中国口头传统的诗学范畴；三是杜甫栗亭诗没有传之悠久的载体，已经散佚，故赵鸿再访勒石留刻同谷县栗亭镇，得以保全相关信息；四是杜甫在晚唐的陇蜀地域已经声名显隆，即便佚作，也让宦游墨客感怀、追捧不已。

　　明嘉靖名宦郭从道纂《徽郡志》沿袭了赵鸿之说，也记述了当时栗亭杜公祠的状况。该志卷七《人物志》载：“杜甫避禄山关中之乱，入秦州，居东柯谷；又徙居栗亭。或曰：‘少陵不终于此，似非所寓。’子谓少陵当时徙居栗亭，久而始去。今栗亭有祠、有钓台，其《集》有栗亭诗，不谓之寓可乎？噫！草堂郁郁，遗像巖巖，望者兴思，谒者增慕，不可不谓之寓焉！”郭从道满含乡土之情的诘问当然无可厚非，但说杜甫的《集》有栗亭诗，显然是指仅存诗题而非十首全诗，不然至明代中期还若存杜甫栗亭全诗，至今保留不下来也是难以置信的。较之，就明嘉靖时栗亭有祠、有钓台，《徽郡志》所言非虚。

　　然而，从文学史料和方志文献考察，陇蜀古道栗亭杜公祠早在宋代就有。北宋贺铸《寄题栗亭县名嘉亭》诗说：“少陵昔避地，幽栖凤皇川。始愿获其所，赋诗此终焉……呜呼歌七章，暮节西南迁。环堵久芜没，斯亭名尚传。茂宰怆怀古，增崇殊过前。雕甍揭长帘，下容十客筵……”（《庆湖遗老诗集》卷四）诗题下自注：“邑令赵洋更此新亭名，取杜甫同谷纪行诗‘栗亭名更佳’之句，因其亲能希邈，求吾诗。癸酉九月将扶疾东下，感而为赋。”可知北宋栗亭杜公祠，建于元祐八年（1093）之前，比同谷杜少陵祠（今成县杜甫草堂）建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要早近三十年左右。贺方回是否到过栗亭县（北宋复设）暂无考证，但从该诗的描写和题注看，北宋栗亭杜公祠早已有之，至赵洋更新亭名，建筑群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九载：绍圣间（1094-1098），栗亭令王知彰作《祠堂记》，说明栗亭杜公祠在北宋后期尚存。清嘉庆十三年（1808）吴鹏翱《武阶备志》卷十六《古迹》载：名嘉亭，北宋建，在栗亭县。邑令赵洋取杜甫“栗亭名更佳”句为榜，因袭痕迹一目了然。

　　遗憾的是，在南宋和元代的资料里，找不到栗亭杜公祠的存废记载，这应该与陇蜀地域在南宋陷于战乱有关。两汉、三国、两晋时，栗亭隶属于下辨道。北魏时，开始置栗亭县（治今徽县伏家镇），五代后唐时，置栗亭军（治今徽县栗川镇）。宋改栗亭县，属成州，元入徽州（今徽县），系陇蜀襟喉，入蜀要冲，兴衰一如河池（徽州）。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言其：“接壤秦陇，俯瞰梁益，襟带东西，称为要地，陇蜀有事，河池其必争之所矣。”清康熙杨恩《巩昌府志·形胜》说：“河池，岩山环峙，江水合流；东接连云，西盘百顷；关隘扼喉，溪谷张翼；为秦陇之藩屏，控巴蜀之门户。县接秦陇，而地控天水、连汉中，称为要害。”乾隆抄本《徽县志·城池》：城门南曰“通蜀”，北曰“眺陇”。嘉庆张伯魁《徽县志·疆域》称：“徽县，古河池（元改徽州，明降为县），从来用武之地也。襟带陇蜀，形胜险阻。”该志“沿革”中“栗亭”条：“考自建炎、绍兴间，金人争地，河池县乃遭残破。”可知宋栗亭杜公祠，颓圮于兵燹。

　　据史料，栗亭杜公祠今存遗址，源自明正德年间（1506-1521）。《徽郡志》记载：“杜少陵祠，在栗亭西。正德中御史潘公倣建。”潘倣，字景哲，洛阳人，正德六年辛未（1511）登进士第，授监察御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山西、浙江、辽东，嘉靖初平定大同兵变，嘉靖五年（1526）建浙江万松书院，文采出众，工于书法（《明清进士录》）。嘉靖《陕西通志》卷十九《全陕名宦·巡按甘肃御史》载：潘倣巡按甘肃在正德十五年（1520），次年他已离任，继任者为山西洪桐县人许凤翔。据此，明正德栗亭杜公祠的修建，当在正德十五、六年间（1520-1521）。至于潘倣因何要在栗亭建杜公祠，《徽郡志》未做详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童华祖撰《重建杜少陵先生祠堂记》（碑额“百世诗宗”）碑文说：“正德间，侍御史潘公因觌先生于梦中，遂就地建祠而崇祀之。”该碑刻今存徽县文化馆。从“就地建祠”的记述看，应该是潘倣按察栗亭，梦见杜甫，由此产生“崇祀”意愿，故而修建杜公祠。

　　今存于栗川镇杜公村杜公祠堂的《县治西三十里杜公祠为修乐楼并历述建祠始末序》碑，镌刻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对潘倣创建栗亭杜公祠有颇具文学性的记述：“潘公命典试文（县）、徽（县），驾临兹土，梦睹先生于途中，越□日，询诸土人，有二三黄发为言故老传闻曰：‘唐至中叶，穷逆悖乱，帝京凌夷，杜工部少陵先生遂致仕归隐，度陇客秦，由秦（州）之成（县）适徽，结庵于墩山之侧，垂钓在元观之下。哲人已萎，遗迹犹存，迄今渔人樵牧经其故址，莫不动物是人非之感焉。畴昔之夜，公梦醒吟而过车前者，不□是耶非耶？’公曰：‘然！’遂厚捐乐施，嘱此地绅耆二为之建祠焉。”（文见赵逵夫《陇南金石校录》）显然，出于潘倣创建杜公祠原碑抄录，可解当初建祠的细致因由。

　　按金石文献和方志资料，自潘倣以后，明清至民国曾有五次大规模重建、重修栗亭杜公祠的情况。明万历（1573-1620）中，州牧左公（左之贞）“重修祀堂三间”；清康熙丁酉冬（1717）观察使童华祖、知州周元良重修，“献宇三楹”；清乾隆六年（1741）徽县知县牛运震增修杜公祠，“置守祠二户，购田十亩以供春秋享祀”；清嘉庆丁卯、己巳间（1807-1809）知县张伯魁重修杜公祠，“祠门左右，各增置耳房二间，又增瞻祠田十亩，俾司春秋享祀，岁时修葺”；清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890-1900）生员王倜、知县张若金重修，“历时十年，动画工完，献殿始见，庙貌重新，古迹宛在”，刊刻《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记》（即《诗范永垂》碑，现存于栗亭杜公村原址）记载了重修杜少陵祠的情况以及杜公祠的历史发展渊源；民国二十九年（1940）当地士绅、乡民再次集资对杜公祠进行较大规模修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栗亭杜公祠作为公有财产分给一范姓农户居住，1962年祠堂被其完全拆除。传闻1992年在杜公村还发现一块宋代《杜甫诗苑》文字石碑，惜今不知所踪。

　　现存明清以来栗亭杜公祠石刻文献，描述了这一时期本地仕宦心目中不同层面的杜甫形象。明代潘倣、左之贞原碑已佚，碑文片言只语见于方志或其他史料。而从清初到民国的碑文，计有杨三辰《江河纪略》、童华祖《重建杜少陵先生祠堂记》（别称《百世诗宗》碑记）、张思□《杜少陵先生年谱》、牛运震《杜公祠记》、张伯魁《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记》（别称《诗范永垂》碑记）、佚名《元观峡题刻》、佚名《杜公祠为修乐楼并历述建祠始末序》等七种。碑记杜甫形象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神化、圣化形象，具体表现为万方多难的诗圣形象、忠君士大夫形象，侧重于强调杜甫的忠君品格和儒家情怀，“激骚扬雅，出于忠爱真意之至性，足以兴起百代”“何徽之人士思之深、慕之切于千载后”；第二，偶像化、道德化形象，侧重于表现杜甫的诗家国手和忧国忧民方面，突出教化后世和报国之情，“潘公之为是祠，以存子美于栗亭，可谓关涉世教者”；第三，劝诫化、学问化形象，侧重于深怀对杜甫仰慕、崇敬之情，突出他才高命蹇的艰难和德范诗才之共体，正所谓“生有闻于当时、殁有传于后代，世之学者，以今为明昭，建祠崇祀，读书讲道，效法先贤”。

　　陇蜀栗亭杜公祠碑刻群载记杜甫形象，渊源非自一处。或来自诗文流播：“周览斯川之体势，繁衍周布，唯子美之诗于今可证”，口耳相传“后之人览其作，悲其志”“子美有灵，千载后犹乐思此地，妥彼去国离家之神”；或情境生感：“思追表其遗迹，宝重爱惜”“悲慨时事，吟咏孤怀”；或个人兴会：“高望遐思，溯其所以兴怀，低徊致意”“觌先生于梦中”“表遗韵于先贤，抚往迹而太息”等等。由此可见，陇蜀地带仕宦文人表现杜甫精神风貌或人格魅力时，首先通过铺排陈述的言语迫切表现出饱含的深情：“少陵先生不产于徽，亦无深泽厚惠及于徽”“勿忘盛事，文化之人，人众且远”；再由此折射出一个“人民诗人”、诗中圣哲“眷顾宗国，恻恋兄弟”。在当时热爱诗歌和崇尚道德的人心里，杜甫如何已达到“忧在君父，忘身贱贫”“千秋万岁名，不尽身后事”的境界，并永远为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