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略的书坛巨擘——王了望

　　□ 孙世恩

　　定西历史底蕴深厚，艺术巨匠群星璀璨。明末清初陇西籍书法家王了望便是闪耀在定西书画历史长河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多才博艺，通古博今，工诗善文，精于考证，学养宽博，深受广大群众爱戴和推崇。

　　为大力弘扬定西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研究王了望书法艺术价值、历史地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定西文化强市建设和书画艺术发展，“王了望杯”书画艺术作品邀请展暨王了望书法艺术第二次研讨会即将在陇西召开。为帮助读者朋友全面了解王了望的生平、思想、艺术成就，本报特刊出陇西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世恩的《不可忽略的书坛巨擘——王了望》一文，敬请关注。

　　●明清之交，许多明末遗民，不满新王朝统治，隐迹山林，寄情翰墨。他们往往借书法抒发自己的愤懑胸怀，因此作品个性强烈，笔法、结构都很奇倔，且名家辈出。是古代书法艺术的又一个高峰时期，陇上书法家王了望便是这一时期鲜为人知的代表性书家。

　　生平和思想

　　王了望，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出生于陕西巩昌府陇西县（今甘肃省陇西县），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原名家柱，字胜用，曾用名予望、菏泽，号闽海遗臣、绣佛头陀等。自幼父母早逝，穷困清寒，由亲朋扶养成人，他与弱弟相依为命，故名家柱。幼时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博览群书，通明事理，诗文名扬故里。青年时代，正逢明末各类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清军南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明江山摇摇欲坠之际。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王了望自然有失落、困惑，不得施展宏志之叹。在此期间除了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于广览经、史、子、集等经籍外，便游历四方山水，造访名贤雅士。王了望在其《冤辨》文中曰：“……二十年风霜叠续，灯火明灭，天涯知己，耿耿犹存：如西蜀聂太师、枣强李恩师而外，闽、漳有陈、刘之选，钱塘有周、张之称，山东有王、赵之重，黎阳有刘公之宠……”从而可见他交往之广，多受时人所重。吴之珽《王荷泽传》一文中记述到：他做静宁州王知州幕宾时，一日宾朋宴集，适有越中客颇自负，目空座中人。座宾各出佳扇，请二客挥毫。越中先生方吮毫抽思，未及伸纸，而了望振腕挥洒，顷刻挥就数十扇，词翰双美，座上宾无不人人自喜，叹为敏绝。越客倾心佩服，终于和他订为知交。越中客者乃汪东川先生也。

　　王了望因送离任知府，被谗有投降私通之嫌受牵连入狱。桁杨刑身，棍杖逼认，仍不折气节之本。在狱中奋笔疾书《冤辨》一文，以自辩不明之冤。此文仅千余字，句句中的，文风凌厉，借喻精辟，陈理明了雄辩，锋芒力现通篇。当巡按御史魏琯阅此文之后感言曰：“狱中何地也，尚作此等语！其为人何如？怜才君子，自当别照！”由此而得释。出狱之后他对社会自有一番感慨，更名为荷泽，并在《荷泽自叙》一文中道出了出狱之后对社会人生的一种审视态度。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文犹花也。花之开落荣枯因乎时，风雨阴晴任其遭，花固不能自主。且金谷平泉之植，穷岩僻径之生，花又不能自择。杜子美谓：‘文章憎命达’，与花之不能自主，不能自择者何异？然世间终不可无花，人生终不可无文。惟世间终不可无花，人生终不可无文，故花不问世之爱与不爱，而自为开之；惟人生终不可无文，故文亦不问人之喜与不喜，而自为存之……”文中所言道出了步入不惑之年的王了望的个人思想和顿悟人生的豁达心态。此时王了望只有静居书斋，通览史书，研究书画，用来填补精神上的失落，获取心灵上的安宁。此间尤其爱读《国策》及六朝书，所作多为翻案文章，如《雪秦》《千古情》《洗玉环》诸篇为后世好古者所奇赏。王了望才气横溢，不受羁勒，不屑于寻章摘句。至于说到他的书牍题记，长或千言，短仅数行，可谓思风言泉，飚发湍流，虽不必上拟于曹植七步成诗诵《豆萁》，祢衡落笔成章写《鹦鹉》，却亦能倚马可待，成不加点，皆为妙篇。在掩卷之余多出游于山间林壑中，“载酒出城，登高作赋，兴到处疾书数行，快饮几盏……”（王了望《踏青记》）感物咏怀，吟风弄月、抚琴作书聊以自慰。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43岁的王了望被岷州州学推举到京师国子监以贡生资格就读，之后在京师任官数载。从顺治五年至顺治十四年在京师度过十个春秋，曾写有《癸巳腊月都门又春》一诗：“日驭劳今古，忙如流水回。东风歇不住，年里又吹来。”此诗由对岁月季节的更替引发出对人生的感怀。

　　在京师的几年生活，使他有机会同当时的名儒雅士接触交往，这对其诗文创作特别是书法创作影响甚大，促其书法渐变。使他在借鉴的基础上日益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京城十年，是王了望最为惬意的十年，也是开阔眼界，拓展艺术胸襟，进而提高艺术境界的十年。他交友颇广，其中有不少人由于对亡明的怀恋，而对清廷采取消极不合作态度，因坎坷沦落而对现实多作指责。在京城，他同时也看到了官场斗争的残酷与血腥，这些对他的人生而言，无形中又发生了一次转折。他无意仕途，后来寄情山水乡野，归隐家乡，与这一番经历当有直接关系。这在他后期的诗文中有所流露。顺治十四年前后，王了望又赴福建同安任知县，他离开了京师这个是非之地，来到了福建又居风口浪尖之上。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了郑氏政权，发展经济和海外贸易。有人说，此时的王了望对郑成功的反清复明颇为热衷，并对其寄予厚望，故改名予望。但遍查史籍，未获任何实证。王了望在福建任官期间“颇有能吏声”（乾隆《陇西县志·卷八》)，也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反映出他抑郁困顿的身世，流露感叹兴亡的惆怅。在同安任上三年之后，五十六岁的王了望辞官北返，一路游历，纵情于湖光山色之间，寄兴于诗文翰墨之中。六十岁时，王了望结束了游历生活，返回故里陇西，筑室号“风雅堂”，潜心著述。不免有几份孤寂和一番感慨。在晚年所做《风雅堂漫语》中道：“余有志而未逮，偶欲为同志者鼓此一段事，而性情之唱和殊少，笔墨之缠绕无已，愈知天下之有情者不多也。……”从而深居简出，以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的淡泊心境步入晚年。回乡之后，他不服年迈，依然游历于秦州、固原州、平远镇、太原、石岭关（今山西阳曲县界）、栗亭（今成县）、三原店、六盘山及岷州、渭源间，皆有诗作记其感怀。此时的王了望人书俱老，诗文书法皆入佳境。另外，据甘肃省清水县民间传说，在“文革”期间，清水县曾发现王了望的墓和墓碑。但经笔者考证，目前还未见到王了望的墓和墓碑。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综上可知，王了望辞官为民，身居乡野，寄情山水，著述研学的岁月持续了二十多年。所著《风雅堂诗文集》《一笑册》《小蚩冷集》等，除前者外多已散佚。从流传于今的部分诗文和墨迹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才情和永不磨灭的艺术价值。

　　艺术成就

　　王了望一生创作了许多书法名作和文学佳作。但囿于地域、官阶、宣传等多种因素，他在书法、文学上的地位并不彰显，对其成就的评价也未能副实。仅在他所生活的地区和地方志及民间故事中被时人所记载和颂扬，自清康熙以来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如《襄武人物志》《陇西县志》《陇右文献录》《陇右艺文集》《直隶秦州新志续编》和《西京金石书画集》等都对王了望进行立传、评述。尽管显得零碎、不详，但为后人探究王了望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改革开放初期，原甘肃画院院长、甘肃书协主席赵正先生针对王了望地处边陲、少为人知的状况，发起了一场重塑王了望形象，再建王了望书法地位的学术活动。并在他的著作《王了望书法研究》中说：“王了望应该与同时代的王铎、傅山诸家并驾齐驱，毫不逊色。就其艺术成就，平心而论，王了望应该与他们齐名。”

　　近年来，曾任陇西县文化馆馆长，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莫建成先生，将研究探讨王了望的学书活动进一步推向高潮。2012由莫建成先生编著的《王了望墨迹选辑》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全书分六卷，大量遴选辑录了王了望的墨迹、遗文、题记、匾额等珍贵资料。这是目前关于王了望最全面的资料总集。

　　2015年CCTV10拍摄了关于王了望的专题片，于2015年4月28日-4月30日在“探索发现”栏目播出。这是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王了望的专题片。在出版选辑和拍摄专题片的过程中，采访了国内著名书法家如刘正成、刘恒、李刚田、胡抗美和周俊杰等，他们都对王了望的作品做了重新的审视和准确的评价。

　　刘恒说：“王了望书法纵横洒脱，豪迈不羁，较之同时名家，大字近于王铎而聚散腾挪，时时过之；小字则质朴平和，萧散之趣于傅山同调”。

　　李刚田说：“王了望的书法表现了历史传承的厚度，气象博大，笔下汪洋恣肆，纵横捭阖。”

　　周俊杰说：“王了望堪称甘肃书法的精魂，是甘肃的‘墨皇’，是甘肃书法的一面旗帜。”“王了望高古奇倔的书风，能与同时代的王铎、傅山、黄道周、张瑞图等并驾齐驱，引领晚明书法表现主义之风潮，一反自羲献董赵书风以降的妍媚阴柔之风，开一代风气之先。并成为后世乃至今日书家竞相追慕的楷模。”

　　将王了望的书法艺术与明末浪漫主义书风的代表人物王铎、傅山等做并驾齐驱的评价。这是新时期以来，甘肃省的书法大家和全国的书法大家共同对王了望书法艺术进行重新审视后做出的新评价。使得王了望的书法艺术得到全省乃至全国书法大家的肯定。历史终归是公正的，岁月并没有淹没本属于王了望自己的艺术光彩，他的书法艺术价值，必将载入中国书法的史册，和唐楷书、宋行书的大盛大荣一样，明代草书也是书史奇观，其中包含的雄强、浪漫、奇崛、闲淡等审美内容，大大拓宽了书法审美的范畴，是值得后世认真重视和深入研究总结的。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程朱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

　　这一时期书坛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书法家，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王、傅为明清之际人物，但其书风还应纳入明代）等。笔者认为，明代草书包含两大流派，以董其昌为领袖的主流书派，将宋元以来典雅秀润的传统书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书坛上占据着统领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士大夫阶层盛行追求个性表现，崇尚狂放极端的思潮影响下，书法领域也出现了一派追求强烈个性与变化的浪漫主义书风。这一书风“由徐渭发其源，张瑞图导其流，黄道周、倪元璐扬其波，王铎、傅山助其澜，王了望泛其舟，共同编织了晚明浪漫主义书风辉煌壮丽的华章”(莫建成《<王了望墨迹选辑>序》)。

　　王了望在书法名家荟萃的京师十年，在闽南同安三年，不可避免地受到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影响，而且是积极融入到这种书法文化格局之中。是晚明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和书法风格的变革推动了王了望书法风格的形成。其风格和上面提到的各位大家都有相同之处，这些书家在认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都表现出一种气势磅礴、连绵不断的时代风潮。既具有时代所孕育的共性，又都有各自的个性。从作品来看，王了望与黄道周的笔路有一定渊源关系。黄道周在清顺治三年就义时，王了望已过不惑之年。在书风鼎盛的闽南，自然不可能离开成名已久的黄道周及其书法的熏陶，个人书法风格难免带上他们的痕迹。更何况在明朝那种信息相对闭塞，资料相对匮乏的时代里，除了偶尔从一些收藏家手中读到一些真迹，或是游历名山古迹时看到一些碑匾外，肯定离不开对身边书家墨迹的心追手摹，从中借鉴和汲取艺术营养。

　　王了望的书法风格与王铎更为接近。王了望几乎与王铎、傅山生活在同一时期。王铎仅比王了望年长十三岁，王了望比傅山还长两岁。他们三人皆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清朝初期，而享寿最高者当推王了望。王铎崇祯十七年授礼部尚书，时清军攻陷北京，未能就职。在顺治三年仕清，为《明史》副编修，后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在此期间，王了望有机会见到王铎其人其书，也有可能一起切磋书法，不难看出王铎书风对王了望的影响和渗透。京师十年是王了望书法风格形成的关键十年，书法造诣也确实得到了本质的提高。傅山入清后隐居不出，做了彻底的明朝遗民。傅山不仅在书法实践中特立独行，在书法理论上也有建树。“四宁四毋”即“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提出，对后世书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了望的书法也暗含着傅山“四宁四毋”的思想。

　　人到中年的王了望处在入世与遁世的徘徊之中，至晚年，皈依佛门，写有许多诗篇可见其情。归宿与傅山有相似之处。作为明朝遗臣的傅山、王了望本身就存在着对社会的怀疑和精神上的失落感，加之明末之际掀起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潮，因之艺术则成了个人宣泄感情的有效手段。与以前书画传统中恬情适趣的情调有了很大区别。

　　王了望六十岁回到故里陇西，他于此时所作行草联句：“心常悟过悔难岫；眼高书富懒下楼。”道出了他的生活状态。他出入于古刹名寺之间，自号绣佛头陀，并作有反映其心境诗《宿岷州紫寰宫僧院》：“边城寒作暑，孤客静于僧。可惜十年梦，萧然此夜灯”。诗人自觉心境平静于老僧，抚今追昔，十年如梦，到头只有孤灯伴其度过漫漫长夜。此时常有感怀之作出现，甚为精绝。如七言诗《五竹山》：“山行到处即为家，饭煮胡麻雪煮茶。欲借白云一赠客，天风齐扫入松花。”恬淡清朴、自然成章，道出了诗人高洁超俗的浪漫情怀。在这个时期王了望的书法和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诗文、书法作品，放在横向比较中无可争辩地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