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结缘深耕30余载 他让西夏学从“冷”到“热”

　　原标题：半生结缘西夏学

　　——访历史学家李蔚

　　李蔚先生作品

　　1989年和赵俪生先生被邀参加甘肃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答辩

　　李蔚

　　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宋史和西夏史的研究，成就突出。1934年出生于安徽省宿松县趾凤乡兴隆村杨柏岭。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7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历史系工作，共发表论文46篇，内容涉及宋夏史、西北屯田、历史人物、西夏文献等，关于西夏史的论文二十多篇，分别发表在《民族研究》《兰州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专著《西夏史研究》《简明西夏史》《西夏史若干问题探索》等，有很高的学术和研究价值，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研究西夏史及西夏学方面必须阅读、参考的主要书目之一。

　　日前，《刘光华先生、李蔚先生八五华寿纪念文集》新书发布会在兰州大学图书馆举行。刘光华先生和李蔚先生是我省著名历史学家，坚守兰大六十余年，除了桃李满天下外，他们更是在各自的专业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两位学界泰斗中，李蔚先生是西夏史执牛耳者，抱着对神秘西夏的无限向往，记者采访了李蔚先生。

　　耄耋之年的李蔚身材笔直，笑容爽朗，脸上洋溢着慈祥的光芒，宛如一棵屹立在阳光下的劲松，令人仰慕的同时顿生暖意。李蔚告诉记者，他出生于安徽省宿松县趾凤乡杨柏岭村。从小就在江南水乡的氤氲下成长，他的父亲非常重视他们姐弟三人的教育，虽然收入微薄，但把他们都送到学校读书。“我的老师是位私塾先生，记得他在教我们时，唐诗宋词信口拈来，还教授我们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内容，现在想来，先生为我鸿蒙初开时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李蔚告诉记者。

　　1953年，李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号称‘八马同槽’，即八位教授共聚一系，这在当时我国高校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迎新会上，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授强调‘三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李蔚回忆，“记得那时我们历史系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鼓励我们大学生踊跃参加讨论，让我们也成为了半个研究者。先生们营造的良好的学习与研究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我们一起研究、一起探讨，这也为我日后治学之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7年是李蔚人生中的转折点，即将毕业的他在赵俪生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清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经济研究》的长达45000字的优秀毕业论文，深得赵俪生先生赞赏。“因为我将赵教授建议的题目改为我认为比较适合的，他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对我赞赏有加，认为我对学术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李蔚笑着说。

　　1957年8月，毕业后的李蔚在赵俪生教授的劝说下前往兰州。“记得当时赵先生对我说。兰州是丝路重镇，而兰州大学是西北文化教育的一颗明珠，是全国重点大学。西北人朴实厚道，为人实在，你选择这所大学，比你回老家更有发展前途。”就这样，李蔚来到兰州大学历史系农民战争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后因一些历史原因，李蔚又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继续工作。

　　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李蔚始终爱岗敬业、诲人不倦，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师德风范一直为历届学生所称道。由于教学成绩突出，李蔚先生与刘光华、齐陈俊两位前辈共同被誉为兰州大学历史系的“三驾马车”。他不但讲授必修课宋元明清史，还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西夏史、宋辽金史料学、宋史专题等选修课。当时的选修课没有教材，李蔚就亲自编写讲义，将西夏历史的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起来，更为宏观和深刻地研究西夏史。

　　真正与西夏史结缘，源于1963年，李蔚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进修元史。“我有幸认识了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高级资料员、西夏史专家吴天墀先生。他鼓励我好好钻研西夏史，将来必有大的成就。”进修结束回到兰州大学后，李蔚开始到图书馆搜集西夏史料。可是西夏资料极为匮乏，西夏文字更是需要一定专业基础才能辨认，其研究难度可想而知。

　　李蔚说：“西夏学被称为绝学，有人说，‘西夏在中国，西夏研究在外国’，我应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尽绵薄之力。从1038年李元昊登基称帝，到1227年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190年。它统一了我国西北大部疆土，不但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长期并立，而且有仿汉文而造的西夏文，成为当时应用范围广、使用时间长的少数民族文字。元人未修西夏专史，未给西夏与宋辽金同等历史地位，但西夏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我国历史不可分割的。后来我有机会去银川参加西夏学术会议，聆听了专家们的研究讨论，参观了西夏王陵，那些坐落在贺兰山东麓的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土疙瘩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个金戈铁骑，拥有灿烂文化的西夏，这样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民族应该被历史记住，由此我越发觉得西夏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一项工作。现在是‘冷门’,以后肯定会‘热’起来。”之后，李蔚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会想尽办法获得第一手资料。李蔚从相关书籍中一字、一句、一段地搜集，校内找不到西夏史方面的资料，他便托人在其他大学寻找。

　　1978年，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李蔚对西夏史的研究投入了更大热情。但是，研究西夏历史却不认识西夏文字，这对他来说是研究西夏史的拦路虎。于是，李蔚写信向四川大学的吴天墀先生诉说自己的苦衷。在吴先生的鼓励下，李蔚专门到北京向黄振华先生学习西夏文。同时，利用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先生到兰州大学讲课的机会向其请教。就这样，李蔚在逾不惑之年逐步掌握了西夏文。

　　20世纪80年代初，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学专著《西夏史稿》公开出版，李蔚熟读后受益匪浅，但他同时认为，因为史稿是在那个年代呕心沥血搞出来的，毕竟受资料条件多方面限制，史稿缺少西夏历史的特点、地位、分期和西夏史长久性等内容。于是，这让他产生了出版第二本西夏史方面专著的想法。李蔚将自己所掌握和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和耕耘，终于修改完成了《简明西夏史》的初稿，1997年10月,《简明西夏史》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次年荣获甘肃省政府一等奖。

　　李蔚常说：“人要搞出一定科学上的成绩，没有滴水穿石的精神，哪怕是天才，也不会搞出很有成就的成果。”他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西夏学的研究上，屡出成果。1989年3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蔚的学术专著《西夏史研究》。该书共收集论文15篇，其中《西夏蕃官刍议》文有理有据地否定了西夏有两套官制的传统观点。文章通过对蕃官的授受、职责、使用时间和宋元史料阙载等方面的考证，认为蕃官是汉人和党项人皆可担任的官职的西夏语译音，明确了西夏只有一套官制，开拓了西夏官制研究的新思路。他的《略论西夏文化同河陇文化的关系》一文驳斥了前苏联学者提出的西夏文化源自中亚并自成一体的观点，指出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回鹘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影响。西夏文化是在晋唐以来河西、陇右地区的河陇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肯定了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历史地位。这种学术观点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4年，退休后的李蔚笔耕不辍，继续研究西夏，出版了《中国历史·西夏史》,参加了《西夏学·历史辞条》的撰写等。除此之外，他充分利用退休时间，打乒乓球、打太极、写诗作对，还发表了诗集《诗苑学步集》，他写的诗还曾被《中华诗词》刊登。今年10月16日凌晨0时23分，承载3名宇航员的神舟十三号成功发射，其中一位中国女宇航员王亚平引起了李蔚的注意，并想以她为主题创作一首诗。写这首诗前，李蔚看了《王亚平访谈录》，注意到她出征前，叮嘱五岁小女儿。“听奶奶话，不可任性”，小女儿则让妈妈摘取天上星星给她带回。通过这一俏皮的母女对话细节，他创作了《航天员王亚平二次出征》这首诗。“再创辉煌上九天，终生耕宇誓难违。拉勾母女临行约，窗外摘星全带回。”

　　在采访的过程中，李蔚始终面带微笑，即便是讲到曾经非常难熬的日子，他的笑容也淡定从容，似乎看不到一点人生的不易。这与他如劲松般坚韧而乐观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谈起他的治学理念，李蔚说：“我的父亲时常告诫我，学习也好，做事也好，做人也好，认准的目标，就要有种执着的韧劲，绝不能见异思迁，半途而退。科学领域取得成绩，没有执着的精神，哪怕是天才，也不会研究出很有成就的成果。”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