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甘肃

辛亥革命在甘肃

郑 峰

　　1911年10月10日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两天后，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首义之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大势已去的清政府发布清帝退位诏书，结束了清朝的历史，这也意味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这样一场在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肇始于武昌起义，之后迅速传导到全国大部分省份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就是辛亥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的纪念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重温辛亥革命在甘肃不同寻常的历史。

　　1 最晚的共和

　　武昌首义之后，西北三省积极响应，最早响应的省份是陕西，其次就是甘肃，最后才是新疆，但最终甘肃成为全国最晚承认共和的省份。甘肃的辛亥革命过程可谓异常的曲折复杂，充满着艰难险阻。

　　陕西与湖南同一天起义，属于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在陕西，哥老会与刀客等会党组织颇为活跃，尤其是哥老会，其势力广泛渗透到新军之中。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在西安的同盟会与会党联合，于10月22日成功发动起义，西安全城光复。随即，陕西各属地相继光复。25日，革命党人与会党首领联合组织军政府，张凤翙正式担任大统领。

　　当时陕西和甘肃两省同在陕甘总督治下，两省联系紧密，陕西光复的消息传到甘肃后，极大地振奋了甘肃人民反清起义的革命精神。清代甘肃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和青海的一部分。当时甘肃各地先后爆发了宁夏起义、西宁反清暴动和陇东、陇南、河西的三陇起义。虽然这几次反清起义和暴动最终都失败了，但是这几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甘肃的封建统治，更表明辛亥革命的火种很早就在甘肃的土地上燃起过烈焰。这革命烈焰最终都被扑灭，说明当时清朝在甘肃的统治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在凶狠镇压甘肃境内各地反清起义的同时，当时坐镇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和从西安逃到兰州的前任陕甘总督升允又迅速组织军队前往陕西镇压革命。11月中旬，长庚组成“援陕各军”，主要由驻河州的马安良的精锐军（俗称西军）和驻兰州的陆军第一标陆洪涛部的振武军组成攻陕东路军；由驻固原的提督张行志部的壮凯军组成攻陕南路军；另调崔正午的回军五营与黄钺新军一营组成骁锐军，由黄钺统领，开赴秦州（天水）。

　　长庚将甘肃攻陕的东、南两路大军全部划归升允统率。攻陕甘军虽然给陕西革命政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并未能彻底击败陕西革命政权，在攻打乾州陷于胶着后，双方在多个地区形成了互有攻守、互有胜负的对峙局面。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后，长庚、升允向甘军隐瞒消息，仍命令部队继续攻陕。后来，陕西革命军向甘军宣布清帝已经退位，攻陕甘军将领马安良等拒绝继续攻陕。长庚、升允技穷，1912年3月2日，甘陕双方议和。

　　此后不久，黄钺于3月11日在秦州举行起义，建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自任甘肃临时都督。黄钺是1906年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他利用其父黄万鹏(原新疆提督)与长庚的旧谊，于1911年春从湖南长沙来到兰州，得到长庚信任，被任命为督练公所总参议。甘军攻陕的同时，长庚命黄钺统领骁锐军开赴秦州。黄钺早就想发动起义，无奈麾下崔正午不服黄钺，带领回军五营脱离黄钺，黄钺只剩下一个营的新军力量，不能轻率发动起义，直到3月11日，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后，才适时地发动了起义。这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全国范围内最后一次起义，在当时受到全国广泛关注。但是4天之后，即3月15日，在甘肃省城兰州，布政使赵惟熙等致电北京袁世凯承认共和。之后，长庚被迫辞职，3月19日，兰州正式宣布共和。至此，甘肃成为全国最晚承认共和的省份。

　　2 大时代催生的共和

　　辛亥革命期间，甘肃响应革命的起义既早且多，但除了最后的秦州起义之外，都以失败告终。直到清帝退位1个多月之后，甘肃才完全承认共和，成为全国最晚承认共和的省份。在此之前，甘肃就像清朝统治的最后一个堡垒，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造成这一情势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甘肃地处西北内陆，相对来说比较封闭落后。辛亥革命前，甘肃知识分子出省参加革命团体的十分有限，出国留学的更少。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会员中唯独缺少甘肃籍的留日学生。这就造成在辛亥革命前，甘肃省内有革命觉悟的人很少，往往是省外的革命党人进入甘肃开展革命活动，但也是比较有限的，他们对甘肃民众的革命宣传、组织动员工作开展得都不够深入。当时甘肃虽然有不少反清的会党存在，但会党成员往往没有清晰的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只有当他们得到外来的革命党人启发指导后，才有可能真正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因此，我们看到辛亥革命期间，甘肃各地反清的起义、暴动虽然此起彼伏，但除了最后的秦州起义之外，其他历次起义、暴动，严格来讲，都很难算是完全在革命党人领导下举行的起义。像宁夏起义，虽然得到了陕西革命党人的很大支持，但起义的领导者主要还是会党成员。另外，像青海的反清暴动，领导者中有不少是过去义和团的成员，他们供奉自己的“皇上”，习练各种“神术”，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

　　其次，清朝统治者长期将甘肃视作西北统治的核心省份，对甘肃的经营十分用心，投入很大，长期积累之下，就在甘肃打下了一个相对比较厚实的统治基础。当时的甘肃，虽然在人口、经济的规模上比不过陕西，但是因为地域广大，又处在西北枢纽位置，因此在政治、军事上对西北的辐射影响力比陕西要大，也正因此，陕甘总督的治所设在了甘肃兰州。当陕西宣布独立，脱离清朝后，清廷立即命令河南、甘肃两省分别从东西两面夹攻陕西，但是由于河南大量清军先前已被抽调去攻打湖北，因此坐镇兰州兼辖陕甘两省的总督长庚就必须迅速组织甘军攻陕，甘军就成了攻陕的主力军。当时甘肃西边的新疆尚未爆发起义，甘肃境内的反清起义也很难真正起势，因此，陕甘总督长庚可以比较放心地大量抽调甘军攻陕。

　　再次，攻陕主力——甘军有“勤王”传统，保清意识较强。甘军是晚清兴起于西北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其创建者是董福祥。董福祥自同治年间开始追随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征战多年，后来独当一面，成为甘军领袖，1900年庚子之变，董福祥受命率甘军进京勤王，抗击八国联军。辛丑议和时，列强坚持要将其处死以谢罪，但清廷考虑到他在西北声望素著，因此，最后只是将董福祥解除职务，将其所部甘军大加裁撤，遣回甘肃。1907年董福祥病逝后，所部甘军分化为两大系统：一为张行志的壮凯军，驻守固原，率陆洪涛、张兆钾等汉族将领及马国仁等回族将领分驻陕西及甘肃东部各地；一为以马安良等为首的回族部队，驻节西宁、张掖、宁夏等地，统领甘肃西军。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可资利用的甘肃地方军队依然主要是董福祥去世后分化的两大甘军系统。他们有“勤王”传统，保清意识较强，因此在他们得悉清帝退位之前，一直比较积极地攻陕，同时积极镇压甘肃各地的反清起义。

　　最后，除了甘军，甘肃当时还有一批坚定的保皇权势人物，主要是铁心保皇的前后两任陕甘总督升允和长庚，以及一批强烈反对共和的汉族官绅。

　　先说长庚、升允，这两人前者是满洲旗人，后者是蒙古旗人，他们对于清帝都有着强烈的“满蒙世仆”信念，身为“奴才”，甘愿为清帝长期在西北边疆看家护院。长庚曾经担任过十几年的伊犁将军，还曾担任过兵部尚书，1909年从伊犁将军调任兰州，接替升允担任陕甘总督，可谓西北政坛上的常青树、不倒翁，长期被清廷倚为西北长城。年轻一点的升允则是在甲午战败后不久才被分发到陕西任职，但却很快成为西北政坛的后起之秀。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升允先是统领陕西威武新军拱卫京师，之后又在山西为慈禧“西巡”保驾护航。因勤王护驾有功，升允曾先后三次受到慈禧召见，得到快速升迁，1901年升任陕西巡抚，1905年升任陕甘总督，1909年因上书反对立宪无果，愤而辞职。1911年陕西光复后，升允从西安逃至兰州，积极鼓动长庚派甘军前往陕西镇压革命。很快，长庚奏请清廷任命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统率甘军攻陕。直到清帝退位，长庚、升允仍不甘心，命令甘军继续攻陕，妄图攻占西安，像庚子之变时那样，在西安迎驾清帝，将西北作为清朝恢复全国统治的根据地。

　　再说当时甘肃一批强烈反对共和的汉族官绅。陕西民军起义成功后，当时在兰州的一批汉族高官也积极要求镇压陕西革命，其中尤以彭英甲和赵惟熙等人最为积极。彭英甲当时是署理甘肃提法使，他和巡警道赵惟熙联合布政使刘谷孙、劝业道张炳华一起请求长庚举兵攻陕。彭英甲当时还兴奋地对僚属说：“革命党何能为？谋起事者愈多，乃我辈升官发财之日大至”，自告奋勇要求随最早开拔的东路军开赴陕西前敌效力。经长庚电奏清廷，改授彭英甲为陕西布政使，负责东征军总营务处（相当于总参谋长）。此外，彭英甲和赵惟熙还劝长庚不要信任黄钺，更不要让黄钺指挥军队，因为他们怀疑黄钺是革命党。长庚原本让黄钺统率十营新军，听了彭英甲他们的话后，只让黄钺率一营新军，并且派崔正午率五营回军随黄钺同行，暗中监视黄钺。结果黄钺在秦州发动起义的时间大大向后推迟了。另外，当时甘肃省内还有一批士绅名流也坚决反对共和，他们主要集中在省谘议局内。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东征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而且还代表甘肃谘议局致电袁世凯、伍廷芳反对共和。

　　综上所述，甘肃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反对共和的各种势力还比较强大。虽然甘肃是全国最后实现共和的省份，但是就当时甘肃实际的省情而言，甘肃能够在武昌起义后不到半年就步入共和，节奏已经算是相当快了，可谓辛亥革命大时代催生的结果。

　　3 走向共和的时代缩影

　　辛亥革命时期，甘肃走向共和之路充满险阻和曲折的历程，与当时中国的整体趋势和格局又是何其的相似，可以说甘肃正可被视为整个中国走向共和的时代缩影。

　　辛亥革命自武昌起义之后，迅速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形成骨牌效应，但清政府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推翻的。很快清政府就重新起用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向南进攻湖北等已经光复的省份。之后又很快从南北对抗的局面进入到南北议和的局面。再之后，孙中山回国，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对革命阵营和清廷同时展开威逼利诱，最终迫使清帝退位，承认共和，又迫使孙中山接受袁世凯取代自己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甘肃辛亥革命大体也是如此这般的曲折走向。在陕西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后，甘肃各地也是迅速响应，但并没能一下子推翻清朝在甘肃的统治。清朝在甘肃的统治者迅速组织力量一方面镇压甘肃省内的各地起义，一方面又东征攻陕。之后，在陕甘之间形成了东西军事对峙的局面。清帝退位后，很快陕甘之间完成了军事议和。再往后，黄钺在秦州成功举行起义，建立了甘肃省临时军政府，自任都督。但很快，署理甘肃布政使赵惟熙在兰州也宣布承认共和，建立甘肃军政府，要求黄钺取消临时军政府。最后，大总统袁世凯任命赵惟熙担任甘肃都督。

　　原先镇压革命的前清大官僚袁世凯最终取代了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原先镇压革命的前清甘肃旧官僚赵惟熙最终取代了甘肃辛亥革命的领袖黄钺当上了中华民国甘肃省都督。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全国和甘肃的历史进程和结果何其相似。辛亥革命，无论是狭义定义的自武昌起义开始，还是广义定义的自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开始，在其革命过程中，真正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力量一直是比较弱小的，他们只有积极联络各种反清的会党力量，才能有机会取得局部起义的成功。但总体上，中国的广大民众并没有被充分的宣传动员起来，参与到辛亥革命运动之中。这就导致在进入民国后，不仅甘肃，整个中国，社会新的统治阶层还是旧式的派别和群体，新式的社会精英和新式学生群体尚未大量出现。各种封建势力和守旧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地支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反封建仍然是共和中国的时代主题。

　　110年前的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是辛亥鼎革却不再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重复，而是开启了中国的崭新历史，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孙中山对共和中国寄予了各种美好的期望。早在1894年兴中会创建的时候，他就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进入民国之后，孙中山撰写了《建国方略》，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蓝图。其中对于开发西北，建设甘肃也做出了具体的规划，认为开发西北，交通建设首当其冲，详细制定了“西北铁路系统”，而甘肃省会兰州则是其中极重要的交通中枢。

　　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方略设计，对于开发西北、建设甘肃的具体规划，不仅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付诸实施，而且在整个中华民国时期也没有能够取得多少切实的成绩。惟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步入历史正轨。经过72年的建设和发展，今天的中国，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对此，我们身处今天欣欣向荣的陇原大地，在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甘肃走向共和之路的艰难而曲折的历史，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的时候，无疑更有一番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感悟。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