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之美物|丝绸之路文明：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故事

　　原标题：【博之美物】丝绸之路文明：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故事

　　四坝文化

　　四羊首青铜权杖头

　　齐家文化 瓦纹绿玉琮

　　西周 铜鼎

　　西周 铜簋

　　鼎形铜灯

　　鸱（鸷）鸟纹金饰片

　　西汉 《仪礼》简

　　汉代 铜奔马

　　《驿使图》画像砖

　　唐三彩

　　唐代 胡腾舞佣

　　元代 玻璃莲花托盏

　　甘肃省博物馆 王雪麟

　　【编者按】

　　在全国大中小博物馆闭馆之时，各地博物馆“云展览”涌入眼帘，我省各地博物馆也开启了线上模式的“云逛博物馆”，利用官方微信、微博、网站平台带领观众在网络云端感受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物的魅力。

　　3月18日，甘肃省博物馆线上直播课开讲了，三位讲解员以馆内三大基本陈列展为背景，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其生动清晰的讲解、充实有趣的内容大获观众好评。

　　权杖头、鼎形铜灯、铜奔马、《驿使图》画像砖、唐三彩、玻璃莲花托盏等在内的一批精品文物纷纷上线……本期邀请省博讲解员带大家回顾《丝绸之路文明：路上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故事》中的精彩内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物馆是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好去处。甘肃地理区位特殊，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也是东西方交往的主干道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为我们展示了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诸多精品文物。

　　权杖头

　　这一特殊器具在我国发现数量不多，仅在甘肃、陕西、新疆等地有出土，我馆展出的几件权杖头质地不同，有距今5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杖头、有出土于玉门火烧沟青铜时代四坝文化的石杖头和四羊首青铜权杖头。从考古资料表明，在古代权杖头是身份、地位、权威的象征，可能是部落酋长、氏族首领及有威望的人所持有。一件玉门火烧沟墓葬出土的四坝文化石杖头，木柄已朽，考古发掘出土时摆在墓主人右手中位置，同墓随葬品非常丰富，表明墓主人享有特殊身份。

　　考古资料表明，在远古时期，在西亚、中亚墓葬中皆有权威人士执权杖的习俗，这类文物的出土也应是与中亚、西亚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结果。

　　玉琮

　　玉是一种温润光泽的美丽的矿石，古之玉器，据说是沟通天地、祭祀神鬼的社稷重器，并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我省定西市、武威市、静宁县、广河县等地出土的许多齐家文化玉璧、玉琮可谓是这一时期玉器中的精品。

　　甘肃的东部，泾、渭河流域，曾是周、秦文化的发源地，他们的先祖在泾水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兴邦立业，开疆拓土，然后向中原不断推进。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秦代之前中原与西方的交流既已经存在。甘肃出土的周秦时期的青铜重器，成为这时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铜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造型优美、纹饰绚丽，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鼎和簋

　　周朝，由于礼制制度，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青铜器物被赋予特殊而神秘的意义，成为体现礼制的代表，这就是青铜礼器，也是我们所说的“藏礼于器”。

　　譬如：鼎原来是作为炊器，后来成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而且是国家王权的象征。史书曾有“定鼎、问鼎”的记载，所以谁若夺到了这种礼器，就意味着守到了王权，若失却了鼎，就意味着丧失了王权。

　　在商周时期墓葬的随葬品中，也是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鼎与簋相配组合。一般鼎为奇数，簋呈偶数，即：“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大夫三鼎二簋”。这也说明周礼等级分明、尊卑有别。

　　鼎形铜灯

　　这件战国时期的鼎形铜灯，其灯盏为反扣的器盖，分为“入账”和“出行”两个使用方法。从器腹两侧伸起的两个活动支架将铜盖托起，盖内可燃油点灯。这件铜灯，出行时携带方便，放下支架，合闭于器腹上，器盖上的一对宽嘴鸭首扣住活动支架，在鼎内装满燃油时，由于器物制作得严丝合缝，油不易漏出，鼎形铜灯应是一件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匠心独具的精品。

　　借助科技的力量，在2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盏铜灯开合自如地完成“鼎”到“灯”的转换。

　　鸱（鸷）鸟纹金饰片

　　甘肃是秦文化的发祥地，20世纪90年代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由于盗掘古墓之风猖獗，为了保护古墓葬，抢救性发掘了被历史尘积掩埋了2700多年的秦公大墓，当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饰片和其他文物。遗憾的是，仍有大量的珍贵文物流失到了海外。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这组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故里。这件鸷鸟形黄金饰片，制作工艺精到，纹饰图案精美，形态各异，造型生动。鸷鸟通身饰变形窃曲纹，形象异常富丽。

　　据考古专家介绍，出土文物中的金饰品用途可能有二：一是棺饰，二是盔甲。金饰片有鸟的形状，因此也叫“鸷鸟纹金饰片”，说明这是秦人对始祖鸟图腾的崇拜意识。随葬品的高规格，也说明了秦公大墓的地位和重要性。此外，这些金饰片说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秦人就已与中亚、西亚国家进行了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

　　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作为汉朝使者，率领随从出使西域，与乌孙、大月氏、康居等三十六国建立关系。从此，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西汉以后，每年派出西访使者，西域国家也派使者回访汉朝。西域商人也不失时机地做起了跨国生意。当时，罗马帝国喜欢丝绸，因为中国的丝绸制作的衣服色彩艳丽，耀人眼目，美不可言。古罗马等国的王公贵族都以能穿上用中国丝绸制作的衣服为荣耀。这样一来，做丝绸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后来，有学者把汉朝通往西域各国的商路称为“丝绸之路”。

　　由于匈奴反对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交往和通商贸易，他们常在商路上设立障碍。为了保证商人的安全，保持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持续下去，汉武帝下令在“河西走廊”设置四郡（今武威、酒泉、张掖、敦煌），派兵驻守，保护商队往来。并且还在各郡设置了专供商人、使者休息、补充给养的专门场所。另外，汉武帝还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两个关隘，设兵驻守，玉门关和阳关之间有长城联结，北行出玉门关，南行出阳关，两关分抵天山南北路的咽喉，成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下面进入汉代展厅，这里展示了当时大量的文物遗存。

　　汉简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文献文字是书写在绢帛和简牍上的，绢帛因为比较贵重，而且不宜零散割裂，因此普遍大量使用的汉字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甘肃特殊地理位置和相对干燥的气候环境，上个世纪初，大量的汉代简牍文书被发现，成为研究汉代最可靠、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

　　这其中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简尤为珍贵，这件《仪礼》简牍共分三种写本，四百六十九枚简。内容除了一些汉代的医学药方和理论，在版本校勘及汉代书法上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简书写工整，是汉代墨书隶书的上品。

　　铜奔马

　　马在汉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也是当时军队作战的有生机动力量。1969年10月，武威市雷台的一座东汉晚期的汉墓中，出土了231件随葬品，其中青铜器就有170件。墓中还随葬有很多铜质生活用品，如铜壶、铜耳杯、铜叉、铜釜甑等。此墓随葬品中最珍贵的当属铜奔马和铜车马出行仪仗俑。

　　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状。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刹那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马疾速向前的动势。铜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中在一足之上的飞鸟背上，它的重心按照力学平衡原理设计，体现了古代工匠对速度的表现和力学平衡原理的精确掌握。在“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中，不仅有绝世无双的铜奔马，还有铜车马出行仪仗俑和很多的木马，各有特色，精彩纷呈。

　　魏晋墓壁画砖

　　上世纪后半叶，河西走廊嘉峪关市东北方新城附近不断有魏晋墓葬群发现。在博物馆中看到的这个墓葬是嘉峪关发现的第五号墓，当时为了更好的保护研究，甘肃省博物馆将这座墓整体搬迁到了馆里复原。虽然墓葬中的随葬品在过去被盗掘一空，但墓室中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墓中的壁画，这些壁画砖成为现在我们认识研究当时历史文化生活的不可多得珍贵文物遗存。

　　墓内皆为青砖砌成，许多墓画直接绘于砖面上，绝大多数画面都以砖为单位，每块砖表现一幅完整的景象，也有根据内容的需要，将若干幅相关联的画面安排在同壁相邻的几块砖面上，且连续展开。彩绘方法较为简练，往往在施绘之前，先在砖面上涂一层白色作底，四周以土红色勾边，然后在红色长方形框内作画。砖壁画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有出行、宴饮、奏乐、厨炊、放牧、狩猎、农耕、采桑等，内容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日常生活、农牧业、生产活动等。

　　在众多画像砖中，还有一块引世人瞩目——《驿使图》画像砖。砖上绘有一信使，头戴黑帽，左手持啓传文书，跃马疾驰。这件“驿使图”壁画砖生动再现了当时西北边疆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距今1600多年前这一地区的邮驿情形，被认为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资料。这一形象于1982年在全国集邮联合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评为邮票图案，受到许多人的喜欢。自此，《驿使图》便悄然成为中国邮政“形象大使”。

　　我国历史上的唐王朝，不仅幅员辽阔，而且以宽广博大的胸襟，吸收和容纳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精髓，呈现了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艺术繁荣、异彩纷呈的大唐盛世。甘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为东西方交流纽带和商贸中转站的作用尤为突出，在这里更是出土了许多具有西方特色的珍宝。

　　唐三彩

　　三彩釉陶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因为常用三种基本色，又在唐代形成特点，所以被后人称为“唐三彩”。多用于殉葬。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样，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这可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古代，马是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战场上需要马，农耕需要马，交通运输也需要马，所以唐三彩出土的马比较多。其次就是骆驼多，这与当时交通贸易有关，骆驼是古代长途跋涉的运输工具之一，且丝绸之路上的骆驼更是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因而，匠人们把这两类动物一一反映在工艺品上。

　　五重舍利宝函

　　1964年，在甘肃泾川县的一座唐代大云寺地宫一角，出土了一套五重舍利宝函，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琉璃舍利瓶组成，大小相隔套装在一起。最外层为石函，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顶上正中方格内写“大周泾川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第二层为铜匣，通体鎏忍冬纹，盖顶嵌一银质莲花。第三层为银椁，覆瓦盖式，通体忍冬。第四层为金棺，棺盖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绿松石镶嵌成大莲花，周围又饰以金片组成的小莲花。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板，一琉璃瓶装舍利十四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间有人工穿的小孔，瓶上盖古铜色丝质小帕。

　　这个金银棺的重要意义是，证明了舍利瘗藏制度在这个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舍利瘗藏从传统的印度式婴坛瘗埋向中国式的棺椁瘗埋进行了转变。

　　铜胡腾舞俑

　　隋唐时期，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处于繁荣期，许多来自西域各国的胡商定居中国，他们带来的奇物异俗、乐舞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同时对一体多元的中国文化和多族共荣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以胡人形象为原型的艺术作品。

　　“胡腾舞”最早源于中亚“昭武九姓”中的石国(今乌兹别克国塔什干一带)，后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被引入宫廷。胡腾舞一般大多为男子独舞，因该舞蹈以腾、踏、跳、跃见长，故名“胡腾舞”。这件胡腾舞俑为铜铸圆雕，通高13.5厘米，铜底座高3.5厘米。铜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身穿窄袖胡衫，脚登锦靴，腰束长带，身背酒葫芦，作腾跳舞状，一臂向前高扬，一臂向下屈垂，左腿屈扬，右腿直立在一座呈六瓣莲花座的中央，生动地塑造了优美动人的胡腾舞姿。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件铜制的胡腾舞雕像。

　　玻璃莲花托盏

　　当“沧桑不改剔透形，莲花托盏舞风华”的溢美之词，被赋予馆藏的这件玻璃莲花托盏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套文物出土于定西市漳县汪世显家族墓，汪世显本族蒙古族，家族地位显赫，在他的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精美文物。但品位最高、最引人注目的，首推这件玻璃莲花托盏。玻璃托盏为普蓝色玻璃制成，半透明，胎内含气泡。盏为七瓣莲花形，饼形足；托口为平口，边沿呈八瓣莲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盏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

　　这件莲花托盏鲜艳的颜色并不是中国所有，根据专家研究发现，这种蓝色常在波斯出现，由于汪世显地位显赫，拥有稀有的色料不足为奇。这件玻璃托盏利用西方的原料和技术，制作成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莲花造型玻璃盏，是体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物证。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大量凝聚古丝绸之路文明精华的历史文物，这里的文物会“说话”，每一道纹饰、每一种工艺，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的象征之一，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证。通过这些文物，不仅能读出当时当地，人们有着怎样的习俗，对美有着怎样的看法，还能发现东西方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交融互鉴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