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丝路孔道上的文学艺术印象

　　原标题：【溯源甘肃】

　　丝路孔道上的文学艺术印象

　　敦煌汉简

　　秦安县出土的秦铜权

　　东汉思想家甘肃镇原人王符所著《潜夫论》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彩绘木六博俑

　　本报特约撰稿人 霍志军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经中亚、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总称。甘肃被称为“丝路孔道”，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交汇之地。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先周、早期秦文化（周人、秦人都发祥于陇东南），魏晋河西文化，到汉唐时代丝绸之路文化，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演绎了绚丽多彩的甘肃区域文明。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而且以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将中国文学的地图向西北拓展，对中国文化、文学性格的形成有深远影响，是中国文学生生不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之一。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重大考古发现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百年，然考古发掘成果众多，新见迭出。具体到甘肃地区的考古发现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就文化遗址而言，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曾引起学术界的轰动。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敦煌考古漫记》对之多有论证。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年—5000年，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骨针、纺轮、骨镞、彩陶等生产生活工具，而且创造了旱作农业标本、宫殿遗迹、地面岩画、文字符号、彩陶等六项考古之最。天水西山坪、师赵村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揭示了甘肃地区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礼县大堡子山秦早期王陵、甘谷毛家坪遗址、天水放马滩秦墓、张家川马家塬秦墓遗址等考古发现使得备受人们怀疑与争论的《史记》所载秦人早期历史有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近几十年来，河西走廊地区也发现了诸多文化遗址，如黑水城西夏遗址的发现全国著名。

　　就金石而言，甘肃境内出土金石异常丰富，民国时期曾出土青铜器鼎、簋、尊、觯、爵、角等，其中着铭文的铜器24件，铭文14类，商承祚、吴其冒、王国维、郭沫若、刘文炳诸先生均有专文研究。一些学者的著书中收陇右金石有2000通左右，同时，流散甘肃民间的青铜器、墓志、砖铭、瓦当等金石数量庞大，绝大部分尚未整理。

　　就简牍而言，甘肃地区总计出土秦、汉、晋、唐、西夏等朝的简牍6万余枚，数量为全国之冠。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遗址中出土汉简约10000枚。1972－197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此地掘获19000多枚。敦煌地区六次总计发现汉简2305枚，已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中。20世纪90年代初，河西走廊悬泉置遗址出土了35000多枚汉简，被评为“八五”期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武威发掘出汉代简牍共三批，包括1957年磨咀子6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1981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1972年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

　　就实物而言，甘肃省出土文物数量巨大、价值独具。如渭河、西汉水流域出土的秦早期车马葬数量众多，将之与《诗经·秦风》相互比较，可见秦人“独此一家式”的文化特色。两千年前河西地区“马踏飞燕”铜马令人遥想汉人之闳放气度。1982年，天水市出土了距今1400余年的隋代粟特人屏风彩绘石棺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见证。甘肃多地出土的胡人牵马、牵驼的三彩俑、凤首壶、禽兽葡萄镜、波斯钱币等文物，典型地反映了唐代陇右地区多民族聚集、多民族文化互生并存的情况。

　　就图像而言，甘肃境内有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等50多处石窟群、2500多座洞窟、16000余身造像、56000余平方米壁画，灿若繁星，辉耀于丝路古道。嘉峪关市发现魏晋时期大型家族合葬墓数量达1700余座，出土了约760余幅画像砖。清水县发现宋金时画像砖1000多件。甘肃地区迄今留存的“唐僧取经图像”达2000余幅，其中榆林窟第三窟“唐僧取经图”、甘谷县华盖寺“唐僧取经壁画”堪称绝品，具有重大文献价值。

　　甘肃地区是中国文学发祥地之一

　　著名的秦石鼓文，学界一般认为产生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秦穆公时代的陇右地区，刻有四言诗达10首、465字之多。天水放马滩出土的“志怪故事”秦简，说明早在战国末，甘肃即出现了志怪小说，在300年之后的魏晋，中原才有同类作品。甘肃天水市出土的秦公簋铭文多达123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大批秦早期青铜器铭文，在时间上处于领先地位。可见，甘肃不但是中国神话、诗歌的多源发祥地之一，也是青铜器铭文、碑志文学和志怪小说之滥觞，无疑是中国文学的多源发祥地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秦世不文”观念的影响，现行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对秦代文学几乎是略去不讲的。甘肃地区出土的《太公庙秦公钟、镈铭文》《秦公大墓残磬铭文》《秦封宗邑瓦书铭文》《秦胭玉版铭文》《秦两诏铜权铭文》《秦诏版铭文》等考古发现，有助于学界对秦代文学的再认识。养育着秦人的是一片相对贫瘠的土地，秦人居于黄土高原之上，迁徙于草原林木之间，不得不承受着较为寒冷的气候。地理环境的恶劣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秦人形成了一种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特质。早期秦人在相对边远的地理空间上撒播了中华文明，丰富、改造、拓展了华夏民族的诗性精神结构，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范围。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鲜卑、羌、氐、突厥、回鹘、契丹、党项、藏、回等众多民族栖息于陇原大地。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在陇右考古中多有发现。如武都万象洞题壁，保存自北周至民国年间题壁四十余处；陇东南地区出土的仇池国墓志《姜太妃墓志颂》《杨文弘墓志》两方，为研究仇池国文学提供宝贵的文本；凉州发现的《弘化公主墓志铭》，记载了唐与吐谷浑友好往来的有关史料；武威出土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碑刻；永昌《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正面为汉文、碑阴为回鹘文；敦煌《六字真言碑》以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六种文字共同书写不同民族的“唵嘛呢叭咪哞”。这些碑刻都是甘肃地区所独有，无疑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文献，有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甘肃省是全国出土简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从陇东南的甘谷县到河西走廊地区都有简牍出土。在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简牍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先秦到秦汉时期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陇右简牍是中国文化史的“硬档案”，记载了陇右地区历史文化的诸多信息；陇右简牍在中国古代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陇右简牍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是散佚典籍、作品的发现，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二是陇右简牍中包含着内地与西北边疆之间文化传播、交流的丰富信息。三是对汉王朝如何从思想文化上对巩固边疆、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史料记载往往阙如，甘肃简牍发现的不少儒家经典，可以填补此方面文献的不足。

　　艺术考古发现推进了华夏文明起源研究

　　陇原大地上众多的艺术考古发现集中展示了中国史前社会最具艺术性的创造。1973年，甘青地区大通县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内壁绘舞蹈人物3组，每组5人，该组彩陶人物的线条富有形式意味，充满韵律形式，令人感受到远古舞蹈强烈的节奏感。1991年，甘肃武威市发现的彩陶舞蹈纹盆，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的舞蹈人物，每组9人，舞蹈人数更多，人物造型夸张稚嫩、稚拙简朴、天真粗犷，也是甘肃古代先民集体无意识的呈现。1995年，甘青地区宗日遗址再次出土一件马家窑文化彩绘舞蹈纹盆，内壁所绘舞蹈人物两组，分别为11人和13人，给人一种优雅的舞蹈意境，甘青地区由此成为中国原始歌舞研究的起源地。1986年，甘肃省永登县出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改写了华夏音乐史。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有编钟、编镈和编磬等乐器，组合完整，保存状况良好，可以了解秦早期音乐文化之面貌。

　　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只关注书面文献，而不重视石窟壁画、图像等，这不仅使我们白白丧失了一份审美感受，也不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化。事实上，恰恰是这些文物道出了文字文献失载后有关历史真实的原生态状况。如久负盛名的嘉峪关魏晋画像砖（石），既有西域少数民族艺术的粗犷质朴，又兼具中原艺术的清新雅致。它是魏晋时期多民族艺术交融互渗的结晶，显示出多元民族文化相激相荡所产生的艺术魅力。

　　再比如关于《西游记》中的“弼马温”形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存西汉“马厩图”木版画，画面为一棵树下拴马一匹，马后站一人执鞭，马背上有只双腿劈叉、两手攀扯树枝的猴子，其左右还各有一猴。伊朗、印度及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很早就相信猴子可以防止牛羊等牲畜的疫病。陕甘等地也流传有《庇马瘟》年画，将其贴于牛圈、马圈里面来镇压瘟神。可见《西游记》中孙猴子的“弼马温”形象，也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甘肃省又是“唐僧取经图像”全国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迄今留存的“唐僧取经图”主要包括纸本画品、石窟壁画、寺院壁画、雕塑等各种形式的图像。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保存西夏时期“唐僧取经图”共2幅，安西榆林窟保存西夏“唐僧取经图”3幅，张掖市大佛寺卧佛殿“唐僧取经壁画”多幅，武威市天祝县东大寺大经堂“唐僧取经壁画”共200幅，甘谷县华盖寺保存元末明初“唐僧取经图”共2幅等，自西向东，这些“唐僧取经图”如珍珠般镶嵌在陇原大地，无声地诉说着《西游记》故事在陇原大地的流传情况。“唐僧取经图像”给甘肃地区民众提供了一个“阅读”《西游记》故事的场所，加强了《西游记》的传播效果，成为《西游记》经典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

　　总之，独特的地理、文化因素，使甘肃地区成为多民族的栖息地和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丝路悠悠、驼铃阵阵，历经数千年发展的甘肃地方文学审美特色浓郁，表现为：西部戎风与雄浑劲健的风格特色；民族风情与真率直露的情感特色；“汉胡互化”与多元荟萃的过渡特色；黄土气息与拙野质朴的美感特色。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而且以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将中国文学的地图向西北拓展，对中国文化、文学性格的形成有深远影响，是中国文学生生不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