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历史|古人卫生防疫都用哪些器皿

　　原标题：【文物中的历史】

　　古人卫生防疫都用哪些器皿

　　甲骨文“盥 ”字

　　西周 青铜盘匜

　　鎏金铜匜

　　银洗

　　铜鉴

　　春秋 楚式青铜匜

　　汉 错金铜博山炉

　　汉 兽环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西汉 陶甑铁釜 国家博物馆藏

　　明 陈洪绶 《斜倚熏笼图》（局部）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防控尤为重要，“勤洗手，戴口罩”的自我保护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古代在没有自来水、洗手液、消毒设备的情况下，人们又如何进行卫生防疫呢？不妨从出土的文物器皿中看一看。

　　2000多年前用青铜盥洗器具洗手

　　2000多年前，洗手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可不是随随便便一洗了之。古人认为静止的水不干净，洗手一定要用流动的水才好，让污垢被水流冲走。这个好习惯在今天，最科学的解释就是可以避免交叉污染。

　　要说古人讲究起来是真讲究。在2500年前的周朝，人们已开始用流动水洗手。当中一个重要的发明，就是匜。后来，匜成为一种成熟形态的产品，且延续了很长时间，近些年在国内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不少。

　　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藏着成套的西汉年间青铜盥洗器具，当中就包括一套青铜匜，一共16件，此外还有一件银的。这一组铜匜大小套合，岁月久远，都锈蚀在一起。其中的一件有“蕃”字铭文，说明它们是南越国自制的。

　　据学者介绍，从考古资料来看，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匜出现时间较早。西周中期时，青铜匜作为一种水器，适应沃盥之礼的需要应运而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是青铜匜的发展期，春秋中晚期是青铜匜发展的高峰期，战国早期后则是青铜匜的衰落期。秦汉时期虽仍见铜匜，但数量已经很少。所以，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这组青铜匜，价值就格外突出。

　　人们现在仍常用“盥洗”这个词。“盥”的字形，直观地反映出古人洗手的样子——两只手在上方用水浇淋，下面接一个接水的器皿。浇水的东西，就是匜；接水的器皿，则相对复杂一些。商周时期宴飨用器，古人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盥时用匜浇水于手，以盘承接弃水。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盆匜相配，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则多为盘匜相配。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废，盘亦被洗替代。这几种盛水器的形状、大小各有区别，代表了不同的使用习惯和礼仪形式。用流水洗手，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洗手的水重复使用不干净。虽然节约用水，但容易造成交叉污染，增加病从口入的几率。

　　古人洗手，除了为清洁，还有一层用意是表示敬重，《资治通鉴》载，唐宣宗“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匜上面出水用的流逐渐演化成柄，它自然也就转化成和后代用的瓢（也就是舀子）差不多的东西。秦、汉，匜虽然仍有出现，但形制和功能上都有了变化。这时的匜一般以多件的形式出现——就像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样，且形制较小。由于“礼崩乐坏”，鉴、缶等的衰落也加速了匜的衰落。

　　我国目前最早的法律判决书就发现在一件匜上——陕西省岐山县西周铜器窑穴中的“朕”（人名）匜。上面的铭文大意是一个叫牧牛的人，因和他的上司师（人名）争夺五个奴隶，打了一场官司。法官伯杨父当着周王的面宣布对牧牛的判决，要求他把五个奴隶还给上司，还要打五百鞭子，并罚一大堆铜（铜在古代很珍贵）。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盥洗用具还包括洗、鋗、盆、鉴等，有银、铜两种材质。从出土状况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们是很珍惜这些器物的，很多器底还有修补痕迹。毕竟铸造铜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高精尖技术，也是高成本产业。《说文解字》说：“鉴，大盆也。”它的用途很广泛。南越王博物馆学者指出，到了西周晚期，鉴被用来作为盛水、盛冰和沐浴时的澡盆使用。在铜镜还没有盛行的时候， 古人常用鉴盛水以照容貌。

　　至少从先秦时期开始，盆的用途和我们今天已经差不多了。有关盆，最多的记载还是用来当水器，也就是装水用，比如“盆以盛水”“浴水用盆”等。可以说，它是一种有多种用途的器具。

　　秦汉时期人人注意卫生清洁

　　“饭前便后要洗手”是现代的卫生口号，古人也早就这么要求了。古人对个人卫生最在意头、脚、手、身的清洁。在四者中，洗手最为频繁。“洗”在先秦时多指洗脚，在甲骨文中“洗”字上半为足形，下为水形，就有这层含义。而洗手当时不叫“洗”，称为“盥”。甲骨文中的“盥”字就是将手放在水盆里洗的样子。

　　就餐前将餐食洗干净，在秦汉时期已是一条卫生标准。《淮南子·诠言训》称：“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馈，可以养家老。”而在清洗餐具时，则须先把手洗干净，此即《礼记·少仪》所谓“凡洗必盥”。隋唐人孔颖达就此注疏：“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饮酒必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

　　如果不注重个人的清洁卫生，往往会被嘲笑。如东汉时有个名叫刘宽的官员，不喜欢洗手洗澡，在当时的京城出了名，故《后汉书·刘宽列传》中称他“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

　　秦汉时期，不注意个人卫生是当时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盐铁论·殊路》中有这样的说法：“西子蒙以不洁，鄙夫掩鼻。”意思是，就算美如西施，如果不卫生，俗人走过都捂鼻子。

　　至于如厕后洗手，古人同样讲究。《世说新语·纰漏》有一则“王敦如厕”的故事：王敦从厕所出来后，有婢女双手托着盛满水的金盆，后面则端着装有高级洗涤用品澡豆的琉璃碗。王敦见状，把澡豆掺上水吃了，称是“干饭”。王敦是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此则故事发生在王敦初娶晋武帝司马炎之女舞阳公主（实为襄城公主）时，他在皇帝家如厕。故事并不是说“便后洗手”之俗不存在，而是笑话王敦少见识，不识澡豆。

　　到后来，“便后洗手”已成为古人须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如清李毓秀编学童启蒙读物《训蒙文》（《弟子规》）中即要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

　　人们逐渐发现，很多身体上的毛病，大概都是因为吃东西不卫生所致，也就慢慢开始重视洗手。2000多年前《礼记·内则》中有四处写道：“鸡初鸣，咸盥漱。”所谓“盥”，就是洗手。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讥日》也说：“盥去手垢。”

　　当然，这些典籍里记载的洗手，多半还是集中在贵族群体和官宦、知识分子中。而今，无论中外，都是全民讲卫生爱干净。

　　沃盥之礼体现清洁讲究多

　　古代的沃盥之礼还很复杂，比如一般人家接待宾客，要由主人为客人亲手操作：长者拿着匜浇水，儿子在旁边端着盆盘接水。客人洗完手，主人还要用双手递上一条擦手巾。此外，子女每天早晨要给父母送水盥洗。在今天一些地方，仍保留了主人给客人递毛巾的习惯，这就是古风存留。

　　古代讲究尊师重道，所以当弟子的也要侍候师父盥洗。《管子》载：“少者（弟子）之事，夜寐早作。摄衣共（供）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就是说弟子要在师父还没起床时，轻手轻脚地把洗脸水送到房内；等师父起身后，要奉匜给先生盥洗；之后还要把盥洗用具收拾好。

　　作为华夏婚礼原型的周代婚礼，当中就包含了盥礼。新人入席前、入洞房前净手洁面，有强调婚姻洁净的意味。

　　因为沃盥之礼的存在，洗手在当时成了一门技术活，洗不好，不但可能被人鄙视，还可能惹上大麻烦。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过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匝沃盥，既而挥之。怒，日：‘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因。”当年，秦穆公把五个女子送给流亡的重耳（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作姬妾，当中包括自己的女儿怀嬴。怀嬴原先嫁给晋怀公（重耳之侄），这次是改嫁。有一天，她帮重耳洗手，重耳洗完后大概是随手甩了甩手上的水，弄到了怀嬴的身上。怀嬴认为是鄙视自己，大怒。这个时候重耳正有求于秦穆公帮他夺回晋国政权，哪里敢得罪老丈人呢？只好连连赔罪，脱去衣服，把自己关起来，表示谢罪。重耳此人，身段向来柔软，这个事例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洗得更干净更方便，中国古人逐渐发现并利用一些有助清除污垢之物，其中一种就是澡豆。澡豆是一种以豆粉、猪胰脏粉等添加药品制成的洗涤用品，呈药制品的粉状，用以洗手，洗面，能使皮肤滑润。宋代以前，洗脸、净手、浴身的时候，没有成团的“肥皂”，而是使用澡豆。

　　宋代彭乘《墨客挥犀》里还有一个故事：“（王安石）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人，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洗面。”王安石这个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居然每天脸都洗不干净。是因为工作太忙吗？还是写文章太累了？

　　中国古人还利用植物皂荚之荚果及肥珠子，也就是无患子果实去污，宋代庄绰《鸡肋编》记载：“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

　　古人卫生防疫还有蒸和熏

　　许多文献中记载了古人如何预防与治疗防疫疾病的方法，通过一些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清洁洗手外，还有消毒衣物、熏香杀菌等方法。

　　蒸

　　古代，在高温杀菌方面，李时珍的办法较之很科学，在《本草纲目（金陵本）》中有“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可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的建议。

　　在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一种叫甑（zèng）的器皿，它是一种炊具，其状如盆，底部有孔，通常放置在鬲上，加热过程中可使蒸汽上行，简而言之，犹如一个蒸锅。

　　“甑上蒸过”即将病人的衣物放置在蒸锅上，利用沸水所产生的水蒸气高温杀菌。在标准大气压下，水沸腾时产生的水蒸气温度和水一样，都是100℃，长时间地蒸，可以达到灭活病毒的功效。

　　明代李时珍还提出了消毒病人衣物的方法。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方法很实用。

　　除了消毒衣物，古代人们已经注意到躲避外邪、隔离患者对瘟病预防的重要性。《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有“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即不仅注意到对已有病人的隔离，而且还注意到对已与病人有接触但尚未发病者的隔离。

　　熏

　　通过熏蒸的方式，保证衣物的清洁与卫生，是李时珍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发挥。

　　宋人洪刍《洪氏香谱》中记有“熏香法”，其实就是“给衣熏香法”：凡熏衣，以沸汤一大瓯置熏笼下，以所熏衣服覆之，令润气通彻，贵香入衣也。然后于汤炉中烧香饼子一枚……置香在上熏之，常令烟得所。熏讫叠衣，隔宿衣之，数日不散。

　　《陈氏香谱》“香器品”中介绍了一种“香盘”：用深中者，以沸汤泻中，令其蓊郁，然后置炉其上，使香易著物。从中不难看出，古时熏衣需先利用开水的蒸汽将衣物浸成半湿状，无形中起到了杀菌的作用，然后熏香，便于香气的附着。

　　以香熏衣之法，于汉代时已是宫廷礼仪，《汉官仪》中有“尚书郎入直台中”条，有专门的女侍史负责为期“絜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其编撰的《颜氏家训》记载道：“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在张敞编写的记录晋太子仪礼风俗的《东宫旧事》中又有：“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熏笼二，又大被熏笼三，衣熏笼三”的记载。二者相互佐证，可知当时以香熏衣已经成为社会风气。

　　两晋隋唐之间，熏衣香方均见于医家记载，不由让人猜测，早期熏衣的目的，除了纯粹的嗅觉感受之外，更多是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

　　早在汉代，人们就发现熏香可以杀菌。汉武帝刘彻痴迷熏香，他下旨召集全国能工巧匠，使用鎏错金银的精细复杂工艺，铸造铜熏炉，炉盖模拟渤海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峦重叠，于博大中蕴含清秀，故称“博山”熏炉。

　　从各个时期出土的熏炉来看，以炉焚香，既提高了香料的燃烧物化能力，又保持了燃烧体的清洁卫生，因而很快风行一世。汉武帝时期，汉中流传瘟疫，用熏烧香药的方式很好地抑制了瘟疫流传。

　　早在博山炉出现之前，熏香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除了佩戴草叶之外，焚烧香草也是古代人们洁身净室的手段。

　　归根到底，要想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一定要做好个人的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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