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索桥古渡 一个丝路官渡的兴衰浮沉

在我省的景泰与靖远两县交界处，有一大段以黄河为划分的自然分界线。分界线以西的景泰县，与古浪相连，再向西，就可进入河西走廊。 　　在这段黄河上，一些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形成了天然的渡口，自古以来，船渡连接东西两岸。 　　随着历史的更迭，一些...

　　原标题：【历史文化】索桥古渡 一个丝路官渡的兴衰浮沉

　　本报记者 温波 李欣瑶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复库

　　在我省的景泰与靖远两县交界处，有一大段以黄河为划分的自然分界线。分界线以西的景泰县，与古浪相连，再向西，就可进入河西走廊。

　　在这段黄河上，一些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形成了天然的渡口，自古以来，船渡连接东西两岸。

　　随着历史的更迭，一些渡口由于承载着重要的使命，成为了国家设置的官方渡口，索桥渡口就是其中有名的官渡之一。

　　这里曾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途经之处，大批中原商旅从这里渡河西行，络绎不绝的驼队由西而来，进入中原腹地；这里也曾是中原与北部视力对峙的前沿，是明王朝西北防御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承担起抵御外敌的重任。

　　寻找索桥古渡

　　在去索桥古渡之前，我们先见到的是一张古渡口的照片。在照片上，几乎看不到渡口的痕迹，只是一段开阔平静的黄河，从两山之间穿流而过。仔细辨认，依稀能从黄河一侧的缓坡上，看到一些残留的建筑痕迹，但仅凭这些，让人很难与渡口联系起来。

　　我们决定去索桥古渡，亲眼看看这个曾经繁盛一时的渡口。

　　从兰州出发，由平川下高速，车走出不远我们就进入了乡间的便道。这条路一直在群山之间蜿蜒，经平川镇的水泉堡，一路在哈思山中穿行。

　　由于遇到雪天，乡间便道在雪中更加难走，通往索桥古渡的路变得异常艰难。

　　沿着山路一直走到靖远境内的石门乡，这里虽然离索桥渡口东岸的直线距离已不远，但是通往渡口的道路车辆无法直接到达，步行还有30里山路，我们决定从这里渡河到景泰，前往渡口的西岸。

　　古丝绸之路进入甘肃后，北线由宁夏的固原、海原进入会州(今靖远)境内，其中有一条路线就是经水泉堡、裴家堡、石门，由索桥渡口过河进入河西走廊。

　　据当地人介绍，我们所走的路线，至少有一部分与当年的丝绸之路重合，但不同的是，古丝绸之路在靖远境内，大部分道路更加隐蔽，更加难走。

　　在离石门乡乡政府不远的小口村，我们联系到了一户摆渡的人家，他们用摆渡班车的渡船将我们送到了河对岸，也就是景泰县境内。

　　我们沿着一条砂石路继续往北走，道路的尽头是一片开阔的山顶平地。当一个大的烽燧和5个小旗墩出现在我们眼前时，索桥古渡这才慢慢地露出真容。

　　在旗墩的旁边，有景泰县文物部门所立的“索桥古渡口遗址”碑。站在碑旁往下望，一大片依山势而建的建筑渐次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我们从照片上看到的建筑。这时雪过天晴，阳光从云层的间隙中照射下来，让这片暗红色的遗址显得更加神秘。

　　这些建筑就地取材，用山上随处都有的暗红色石片搭建而成。虽然坍塌严重，但是从残留的部分还是能够分辨出排列整齐的院落，以及一排一排房屋中间的道路。

　　在这片遗址中，依稀还能找到一些当年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石磨、残瓦，还有未被风雨剥落，仍挂在石墙上黄土糊成的墙面。

　　站在这里往河东岸看，对面也是一块相对平坦的空地，一条小路从山间蜿蜒而出。这里黄河水流平静，两岸距离相对较窄，不难想象其成为天然渡口的原因。

　　令人疑惑的是，渡口两岸的道路都是在山中穿行，今天我们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尚且跋涉数小时，在古代其难行程度可想而知。为什么这里会成为一个官方控制的重要渡口，为什么往来商旅放着那么多坦途不走，非要选择这样的山间小路通行。

　　这些疑问，使得我们更加迫切地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古渡口的兴衰命运。

　　索桥古渡的兴衰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见到了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再聪教授，他对景泰境内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渡口做过专门的研究。

　　根据文献记载，景泰县境内由国家设置并予以控制的官渡仅仅分布在五佛寺上下游一带。从地图上看，索桥渡口在五佛寺上游不远处，这也确定了这里曾经是一个官方控制的渡口。

　　刘再聪在研究中发现，景泰境内的官渡有两个时间段非常繁盛，即两汉时期和明代。对于索桥渡口产生的具体年代，刘再聪认为：“虽然历史上这一段可能一直存在渡口，但是作为官渡，应该是在明万历以后。”

　　史料中有这样一些记载：“哈思吉堡西南六七里至黄河岸，又三四里至大口子、小口子，即昔年初建索桥地也。”“万历年间，创建芦塘，修筑新边，又置索桥于哈思吉西十里。始亦用船桥，后为冲损，亦用船渡。其码头故迹亦存。”“万历二十九年，始筑一堡于桥东，名为铁索关，门上有石碣额曰：索桥堡。旁镌钦差靖远等处地方参将丁光宇，故迹犹存。至于今之索桥堡，则万里四十二年以来所建也。”

　　《康熙志》中也说，“索桥堡城前后设建处所不一，故堡城尺丈亦无定。”

　　根据这些记载分析，索桥堡及索桥的地址变化不定，至少有三处：哈思吉堡西南三四里至六七里处、哈思吉堡西十里处，以及现在能够看到的索桥遗址。

　　至于大批的商旅如何从索桥渡河，刘再聪分析说，应该是通过渡船、或是羊皮筏子进行摆渡。清人梁份在《秦边纪略》中这样记载：“索桥，黄河之津处也，名桥而实无之……索桥不过鼓棹浮舟，往来津渡而已。”

　　在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在明代，景泰是防御北部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明万历以后，甘肃境内的黄河由原来明朝与蒙元实力的界河，变为明王朝直接统辖区的内河，但这段黄河北面的蒙元势力时有威胁。所以，为了经营河西，景泰的黄河渡口受到重视，索桥渡口因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了该段黄河上一个官府掌控的渡口。

　　索桥渡口两岸的道路虽然崎岖难行，但是丝绸之路上商旅大多都用驼队作为运输工具，所以对道路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另外，在战争时期，往来商旅为了安全和节省时间的考虑，宁愿选择这条有守军把守，相对安全、便捷、隐蔽的小路通行。

　　《秦边纪略》中这样记载：“庄、凉、甘、肃而往河东，自镇远、索桥外更无他途也。桥非大道，盖宁夏、固原往河西之捷径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兰州往河西，而取道靖虏以渡索桥者，路捷三日也。”

　　由此可见，虽然路途难行，但是经索桥渡口前往河西，确实是一条捷径。因此，索桥渡口从明代到清朝前期一直被沿用。

　　在索桥渡口东岸，有一块清乾隆年间所立的《山陕修路碑》，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一个叫胡正宽的山西商人在靖远哈思吉堡(今靖远石门乡哈思堡村)做了18年的生意，一直想把索桥渡口附近的山路修好，但工程浩大，费用不少，依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便向过往商队和周围商号募集资金，先后有山陕两省共170多家商户慷慨捐赠白银340多两，彻底修整拓宽了通往索桥古渡的道路，保障了丝绸之路北线的畅通。

　　刘再聪说，由《山陕修路碑》可见，索桥渡口是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商人进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渡口东岸的不远处的哈思吉堡是一个交易的集散地，中原和西域商人或是在此交易，或是过境休息，往来商户造就了此地的繁荣。

　　至于黄河西岸的建筑遗址，刘再聪认为，当地居民不会选择在这偏僻陡峭之处居住，应该是供来往商旅休息的客店和当年渡口守军、船工的居所。

　　对于索桥渡口衰败的原因，当地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清朝同治年间这里曾发生过兵变，一场大火将渡口西岸的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现在看到的残垣断壁。

　　刘再聪认为，索桥渡口是否毁于兵变，史料并无佐证。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自清代以后，国家局势趋于稳定，索桥渡口在军事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官府不再对其控制管理，渡口也就逐渐演变为民渡。

　　而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也由于局势稳定，选择了其他更加方便好走的线路，曾经繁盛一时的索桥渡口也因此归于沉寂。

　　明王朝的西北防御体系

　　在索桥渡口西岸遗址向北不远处，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土墩沿山一路向西延伸而去。与旁边的山体不同，这条土墩虽然经雨水冲刷已经残破，但是有着明显的人工修筑痕迹。

　　历史地理学家冯绳武在《论甘肃历史地理的特色》一文中曾经提到：“在古浪以东，随着明代国力的变化，先后修筑数条，均代表不同时期的汉、蒙(兄弟民族)分界与农、牧分界，也有保护中西交通的作用，一般分为旧边墙与新边墙两种”。

　　“旧边墙概在兰州黄河北岸，东起盐场堡，西至乌鞘岭间，长约240里；新边墙在旧边墙以北的一条山及昌林(长岭)山北麓，东起景泰黄河西岸的索桥以北，西止古浪土门间，长350里，筑于公元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陕西》中显示，明长城在今武威东开始分为两条，其中一条向东经过天祝、景泰北部到达黄河西岸，过河后经靖远北部进入宁夏。

　　冯绳武提到的这条东起索桥黄河西岸的新边墙，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陕西》中记载的那条经过景泰北部到达黄河西岸的长城，也正是我们现在还能够依稀辨认的那条土墩。

　　明长城的修建，与明朝和北元政权沿黄河一线的势力消长息息相关，从索桥渡口和与之相隔不远的长城来看，这里应当有明朝政府精心设置的一系列防御体系。

　　明代初年，西北边疆地区蒙古势力盘踞地为松山。刘再聪根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分析北元势力盘踞的松山应当在景泰境内。当时，蒙古铁骑充分利用黄河冰封季节的有利时机，沿黄河冰桥前往东岸，频频掳掠明朝西北边防。《秦边纪略》中记载：“寒冬河冻，夷沿河登岸，如履平地。”

　　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加强沿河防务拒敌于河外。于是，明朝政府在靖远平川境内沿黄河大大小小设置了11个堡寨。根据记载，11个堡寨共有无墙边近百里，有墙边180多里，斩坡边墙200多里，另有墩台96个，隘口数十处。

　　据道光《靖远县志》记载，靖虏卫在万历年间沿河设堡有大庙堡，“地接塔儿湾，为北寇冲突要隘，所恃仅隔一河。此外，迭烈逊堡“所管墩台十二座，边墙七十里”；水泉堡“所管墩台八座”；陡城堡“所管墩台四座，有边墙十里”……

　　明朝沿河设置堡城及长城，主要是防御“踏冰”而来的蒙元骑兵势力。由长城、堡寨、渡口组成的严密防线建成后，防御效果非常明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万历二十六年，抚臣田乐克复其地，建堡筑城，屯戍相望……自靖鲁卫界黄河索桥起至土门山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余里之冲边始安。”

　　正是有了防御体系的安全保障，索桥渡口和与之临近的哈思吉堡才出现了那一时期的繁盛，往来商旅不断，渡船繁忙，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在津处下流五里，河东即东岸哈思吉一带，暗门在河数步，舟子日纳渡赀一金，其利可知。”

　　但是，从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彻底打退松山部落，开始营建新“边墙”，也就是索桥一带的长城开始，到1644年明朝灭亡，新“边墙”存在时间不到五十年。这一条集长城、堡寨、渡口为一体的防御体系也随着明朝的灭亡逐渐失去了往日重要的意义。

　　随着历史的更迭和300多年时光的流转，繁盛一时的索桥渡口和绵延数百里的长城、堡寨也渐渐归于尘土，只有残存的遗迹向过往的世人诉说着这里曾经经历的兴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