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破历》：一份千年账单浸润丝路酒香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里，藏着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日常”。有借贷契、有离婚书、有学童习字，也有一种被称作《酒破历》的文书——说白了，就是酒账。“破”是花销，“历”是记录，合起来便是“用酒开销的流水账”。

　　在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中，《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以下简称《酒破历》）的故事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这份账单记载的是归义军衙门支用酒的官方账目。这份《酒破历》在流传中曾被分为三段：第一段一直保存在敦煌研究院，第二段流落到日本，1997年由日本友人青山庆示捐赠给敦煌研究院，第三段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如今，数字化技术让这三段文献在虚拟世界中重新拼合，使用者只需输入关键词，就能看到这一千年酒账的原貌。

　　纸张接缝处钤着“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这半方残印泄露了它的身份：账立约于宋初乾德二年（964年），正是曹元忠主政敦煌时期。从四月初九到十月十六日，不足半年，官府用酒竟达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余升。而这还仅仅是官府的支用，民间私家的酒耗尚未计入。在那个戈壁环绕的古代绿洲城市里，美酒究竟流淌得有多么汹涌，单看这一串数字，便已令人瞠目。

　　1、从酒户到酒司：一套精密的官营体系

　　从这份酒账看，敦煌有专门酿酒的“酒户”，有专门经营酒业的“酒行”，归义军衙门里还设有专管酒户、酒行的机构。这套体系的运转逻辑并不复杂：酒户从官府领取原料酿酒，按规定上交一定数量的酒，盈余部分可以自行出售。官府也可以直接到酒户处取酒，登账上报。

　　这套制度并非一蹴而就。唐前期，敦煌的酿酒与售酒市场曾由粟特胡人主导，他们建立了“酒行”。吐蕃占领敦煌后，佛教寺院中开始出现属于寺户性质的酒户，专门从事煮酒酿造。张议潮收复敦煌后，又在官府中设置“酒司”，专门负责官方用酒事宜。从酒行到酒户再到酒司，敦煌的酒业管理一步步走向精细，而这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酒的需求太大了，不得不有一套制度来管它。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制度的运转并非只靠“管”，更靠“算”。《酒破历》很可能就是依据各路“判凭”，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登录的总账。管理机构凭条批复，加盖衙府印章，从本质上讲，《酒破历》所代表的公务用酒台账制度，是古代政权为了防止贪腐而进行的制度建设尝试。

　　2、一杯酒里的敦煌社会

　　翻开那份213笔酒账，酒的去向五花八门，几乎渗进了敦煌日常生活的每一道缝隙。

　　最大宗的用途是外交接待。“衙内看甘州使酒五”“支伊州使酒壹”“支于阗去押衙吴成子酒壹瓮”“迎南山酒壹角”——甘州回鹘、伊州、于阗、南山，四面八方的使者来了，酒是必需品。有学者统计，《酒破历》中有关甘州、西州、伊州、于阗的记载就有34条之多。为了交流方便，归义军衙府还设有通晓各民族文字的翻译官，“修甘州文字孔目官”“案司修西州文字”等用酒的记载，正是这些“外事翻译”们的工作记录。

　　宗教活动同样离不开酒。束水口神酒、涧曲神酒、南泽赛马神设酒、城东祆神酒——祈神、赛马、祭祆，诸神共享人间的酒浆。节庆有寒食座设酒，丧葬有回鹘婆助葬酒，教化有宋都衙劝孝酒。甚至连工匠们干活也有酒喝：门楼塑匠得酒一瓮，缝皮人、灰匠、箭匠各有份例。修文字的案司、孔目官，也有“报酬酒”。灌驼的、纳球场的、纳黄羊儿的、纳萝卜的，送东西来的人，也有酒相酬。

　　酒在敦煌，不是文人雅士的风月点缀，而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迎来送往靠它，酬劳工匠靠它，敬神祭祖靠它，甚至连收几根萝卜都要以酒回礼。有学者统计过文书所载唐宋时期敦煌城内有名有姓的酒店：齐周酒店、安家酒店、曹家酒店、罗家酒店、石家酒店、赵家酒店、丑子酒店、盐子酒店、盈子酒店、郭庆进酒店、寒苦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多达四十余家，酒旗迎风，满城酒香。这个名单里的姓氏值得玩味：安、曹、石、罗、康，多是当时粟特胡人的姓氏。据研究，敦煌文献所载酒店和酒户中，明显为“胡人”的占了一半还多，以粟特胡人为主。胡人善酿善贾，在敦煌的酒业中占据着显眼的位置。

　　3、蒲桃美酒与胡姬当垆

　　敦煌酒的品类之丰富，足以令今人惊讶。麦酒、清酒、蒲桃（葡萄）酒、醴酒、药酒、春酒、九酝酒、玉酒、菊花酒、竹叶酒、白醪——这份名单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酒的主要类型。

　　最惹眼的自然是蒲桃酒。这在敦煌文书《下女夫词》也有所体现，它保留了一场生动的婚礼场景：新郎一行到女家迎亲，女方姑嫂闭门拦阻，以歌相盘。姑嫂上酒唱道：“酒是蒲桃酒，将来上使君，幸垂与饮却，延得万年春。”新郎答：“酒是蒲桃酒，先合主人尝，姑嫂已不尝，共酒洒南墙。”女家再问：“酒是蒲桃酒，千钱沽一斗，即问二相郎，因何洒我酒？”

　　一场婚礼上的斗嘴，透露了关键信息：蒲桃酒是“千钱沽一斗”的好东西。敦煌种植葡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西域传》所载，葡萄种是往来西域的汉使从大宛采归。但蒲桃酒在沙州并非日常口粮。到了归义军时期，《酒破历》中“蒲桃酒”是独立名目，专门招待甘州、西州、于阗来的使客。它是端给丝路贵客的那一杯，而非寻常百姓的日常饮品。

　　好酒自然要配好器。敦煌文书里提到的酒具令人眼花缭乱：樽、胡瓶、瓮、盏、盅、杯，还有传说中的夜光杯和金叵罗。“日入酉，金樽多泻蒲桃酒”“玉杯成百味之馨香”——这些词句里的器物，有的出自中原传统，有的明显带着西域血统。胡瓶尤其值得一说，它融合了西亚造型与中原工艺，是丝绸之路上物质文化交流的典型产物。此外，榼、温酒铫子等器具的盛行，也体现出敦煌人爱饮温酒的生活习惯，为大漠生活添了几分温情。

　　饮酒的场合也不只是官衙和私宅。莫高窟第146窟描绘的五代露天酒肆，设在花树环抱的原野之中，人们坐在长条凳上开怀畅饮，旁边还有舞伎助兴。第12窟的晚唐帐篷酒肆则更加平民化，布幕一搭便是店面，百姓来此花上几文钱喝上一碗，叫作“打碗”，这种酒肆因此也叫“散酒店”。从露天到帐篷再到宅子，敦煌的酒肆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消费空间，无论贵贱，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碗。

　　酒肆里还有胡姬。唐诗中“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景象，在敦煌同样存在。高启安教授指出，敦煌文献所载诸多的酒店、酒户中，就有不少以女性命名的，如马三娘、杨七娘子、灰子妻、石婆等。粟特胡人善经营，而“胡姬”当垆伴唱佐酒，很可能正是他们招徕顾客的重要手段。胡姬当垆，丝竹佐酒，这样的场景在敦煌壁画中亦有迹可循。第61窟壁画上的酒肆乐舞图，正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

　　4、酒令、赛拳与丝路风情

　　敦煌人饮酒，讲究的不只是喝什么，还有怎么喝。敦煌文献中记载的酒令名目繁多：巡酒、抛打令、藏钩、筹令、著辞歌舞、豁拳。其中“赛拳”的记载，是国内现存最早的豁拳文字记录，而这一习俗至今仍在西部民间流传。

　　敦煌的酒令文化有着丰富的实物佐证。1982年江苏丹徒出土的“论语玉烛”酒筹简和50枚酒令筹，让我们得以了解筹令的运作方式：从筹简中抽出酒令筹，按照筹上文字规定照办。而敦煌文献中朱湾的《咏物笼筹》诗——“幸得陪樽俎，良筹复在兹。献酬君有礼，赏罚我□私”——说明这种“筹令”同样盛行于敦煌的酒席之间。

　　敦煌的酒筵歌舞也别具一格。王昆吾先生曾区分唐代两种酒筵歌舞：一种是艺术观赏性的，另一种是酒筵游戏性的，饮酒者同时也是表演者，节目临时确定，歌词即兴创作。莫高窟第61窟、第12窟、第360窟等窟的宴饮图中，歌舞者手持酒杯作舞蹈状，其穿着与席间所坐者相同，正是这种“酒筵游戏性”歌舞的真实写照。敦煌流行的大量教坊曲——《天仙子》《红娘子》《醉花间》《杨柳枝》《醉思乡》《下水船》——都是酒筵著辞曲。酒席之上，人们唱着自己填词的曲子，杯盏交错间，诗与酒、歌与舞融为一体。

　　敦煌的酒文化，终究是丝路文明的产物。它既有中原传来的麦酒传统和酒礼制度，又有西域的葡萄美酒和胡瓶酒器，还有粟特商人的经营头脑和胡姬的当垆风情。

　　账本上的墨迹已经黯淡了一千多年，但字里行间似乎还能让今天的我们，隐约闻到昔日丝路上播散的酒香。那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余升酒，流过的不仅是归义军衙门的宴席，更是一个文明在丝路十字路口上，与四面八方相遇时的每一次举杯。（文/刘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