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银盘中的丝路故事

　　西式神祇纹鎏金银盘 甘肃省博物馆藏

　　三足折叠鎏金铜盘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藏

　　新疆出土的葡萄纹彩陶罐

　　西式神祇人物纹鎏金银壶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西方神祇人物连珠饰牌银腰带 青海省博物馆藏

　　黄河靖远段 王生晖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李永平

　　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中外文明的道路，把黄河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连接在一起，构成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丝路千秋在，大河万古流。丝绸之路与黄河的相遇，不仅带来了中华文明与多个文明的汇通，还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为我们勾勒出黄河文明孕育出的农耕文明与多元文化交汇的丝路文明的历史轨迹。如今，它们在繁荣千年的丝绸之路上焕发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罕见宝物 探究出处

　　作为一种食器，盘子伴随着人类的饮食文明，并被赋予特殊的文化含义。欧亚非地区的新石器陶器中都有盘子，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盘内绘衔仙草盘龙纹的大盘蜚声海内外，古代埃及、西亚两河流域、印度哈拉帕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陶盘。文明之初，盘子就与黄河流域饮食文化相伴相随。甲骨文寓意 为：（般，即“搬”，运送）+（口，盛器），表示用来端送盛器的大盘子。西周青铜器中，以虢季子白盘和逨盘声名卓著。

　　在甘肃省靖远县出土了一件西式神祇纹鎏金银盘，它是发现于黄河渡口的国宝级文物，是丝绸之路考古发现的最为著名的金银器之一，也是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重要文物之一。

　　1988年，西式神祇纹鎏金银盘出土于甘肃省靖远县北滩镇，直径31厘米，银合金质地，鎏金。盘内满饰浮雕花纹，分三圈置列。外圈纹饰为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装饰有蜜蜂、小鸟等小动物；中间一圈浮雕为古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的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高浮雕的豹、倚豹手执权杖的酒神是银盘的主题花纹。这件银盘一出土，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著名学者、时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先生率先研究考证认为：银盘的时代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是东罗马时期的银盘。

　　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林梅村认为：银盘上所刻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和“价值490金币”。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世界著名的金银器研究学者、中亚历史学家马尔沙克认为：银盘的时代在公元1—2世纪，甚至更早。他认为盘底圈足内一行虚点錾刻的铭文，当为银盘曾经拥有者的名字。日本学者石渡美江认为：这个银盘是2—3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亚洲或者北非地区制作，3—4世纪传入巴克特里亚并刻上所藏者的名字，4—5世纪从巴克特里亚越过帕米尔高原又经天山南路传入中国。

　　葡萄纹饰 丝路流长

　　神祇纹鎏金银盘的外圈衬底纹饰，是古代中西图像艺术中常见的缠枝葡萄纹样。在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首创了葡萄酿酒，并将葡萄的种植方法传播到世界各地，人们尊称他为酒神和欢乐之神。葡萄也因此有了“酒神崇拜”的色彩。靖远出土的西式神祇纹鎏金银盘上，中间的主神正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罗马神话中的巴克斯）。银盘中圈内的十二位神祇，也正是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智慧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德墨忒尔、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罗狄蒂、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

　　希腊—罗马神话中，酒神也是植物神、葡萄种植业和酿酒的保护神。传说，狄俄尼索斯懂得所有自然的秘密以及酒的历史，乘坐着由野兽驾驶的四轮马车到处游荡。他走到哪儿，乐声、歌声就跟到哪里。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带入了中亚，葡萄种植、葡萄酿酒技术以及酒神崇拜也一并进入中亚地区，技术和习俗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传入中国。到了公元4世纪，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以及高昌地区都已经大面积种植葡萄。到隋唐时期，葡萄酒酿造技术也传入了中原地区。

　　198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察吾乎墓地出土了一件田园葡萄纹彩陶罐，这件田园葡萄纹彩陶罐的时代在春秋时期，自罐口而下以深红色绘出3组不规则的网格纹，内填圈点，寓意阡陌纵横的田园；居中一组枝叶卷曲的葡萄藤蔓纹，柔丽多姿，为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陶罐添上一抹新颖俏皮的生活气息。葡萄象征丰收和希望，葡萄纹饰受到普遍喜爱。

　　唐代盛行的“海兽葡萄镜”中的“海兽＋葡萄枝蔓”纹样，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西交流的密切相关联。

　　交往交流 美美与共

　　张骞“凿空”通西域，丝绸之路交流融合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欧亚非大陆的文化、西方式器物和图像对黄河流域也产生着影响。在经贸和文化交流中，最为活跃的一条线路是：地中海沿岸—古代伊朗—中亚—天山南北—祁连山南北—黄河流域。

　　除了西式神祇纹鎏金银盘之外，具有地中海风格、装饰希腊罗马神话人物故事的金银器在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也有发现。计有：

　　鎏金银壶：1983年出土于宁夏固原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现藏于固原博物馆，是固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壶体通高37.5厘米，重1.5公斤。高长身，卵形腹，细颈、鸭嘴形流，圆形底座，弯曲两端成羊头，顶端铸1人头，高鼻，戴圆形帽。壶身腹部有凸起的3组6人男女图像。有研究者认为，其上的图像内容为希腊神话中引发“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金苹果”的故事。

　　嵌连珠包金饰牌人物银腰带：青海省博物馆藏包金西方神祇人物连珠饰牌银腰带的时代在北朝到唐朝时期。9块包金饰牌上装饰了2位武士，2位希腊—罗马神话人物。神话人物分别是胜利女神尼刻和太阳神阿波罗。

　　鎏金铜盘：青海出土。其上图像是阿波罗和达芙妮在月桂树下相见相会。

　　鎏金银盘、鎏金银壶、银腰带、鎏金铜盘等均为贵金属制品，充分说明古代丝绸之路上地中海周边地区与黄河流域文化文明交流的广泛和深入，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与黄河文化互融互通的具体体现。

　　驿道节点 黄河关津

　　河西四郡设立，从长安往西，渡过黄河，沿着河西绿洲到敦煌，再往西，丝绸之路成为古代黄河流域与欧亚非大陆交通的陆上直达通道。

　　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发掘到一枚王莽时期的木简，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今张掖市）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记述了从长安到张掖的这条汉代官道的大致走向：由长安向北，经右扶风郡的茂陵、伏置、好畤，沿泾水到北地郡的义渠，再经安定郡的月氏、乌氏、泾阳、平林到高平，再过陇山到武威郡的媪围、揟次、小张掖，再经删丹、日勒、钧耆、屋兰，最后到张掖郡氐池，总计20个置。依照今天的线路，则是陕西西安—咸阳—泾阳—淳化—彬县—甘肃宁县—泾川—平凉—宁夏固原—六盘山—甘肃靖远—景泰—古浪—武威—张掖，沿河西绿洲西行，到达敦煌。这是一条东南—西北行的干线，黄河以东的路线，学者称之为“高平道”或“安定道”。自汉代开辟畅通以来，经历北朝、隋唐和历代王朝，一直到今天，都是关中地区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交通干道。出土银盘的靖远县北滩镇正处于从高平（今宁夏固原）经过黄河渡口到媪围的关键路段上。

　　靖远地处关中平原通往河西走廊的关键地段，也是河套地区南下河陇地带，从而再通往四方的基地，是军事行动和人群迁徙的驻屯和过渡地带。

　　黄河流经靖远时，水势变得平缓，民间有“甘肃黄河富靖远”之说。自古以来，靖远一带农业发达，人口密集。汉唐时期，靖远及其附近黄河两岸，先后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渡口，鹯阴口古渡、乌兰古渡、索桥渡古渡等。

　　汉简和《汉书》记载，河西窦融政权配合东汉王室进攻割据天水的隗嚣，就是从媪围（位于今甘肃景泰县）渡河到达属高平县的靖远一带，再向天水进发的。东汉设立鹯阴县（鹯阴古城位于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魏晋南北朝时期，控制了鹯阴，进可至平凉、天水，退可因河自守，这一带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出土于靖远、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归义羌侯金印”是这个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物，弥足珍贵。靖远一带，也是黄河流域石窟寺分布的集中之地，五佛沿寺石窟位于景泰县五佛乡，石窟中有五尊大佛，又名五佛寺。靖远法泉寺石窟，四周环山，沟内有泉水流出。开凿于北魏时期，宋崇宁及明景泰、嘉靖年间不断扩建，逐渐形成洞窟连片，造像丰富，楼阁林立，古木参天的佳景。这两处石窟寺地处黄河流域石窟寺群与河西石窟寺群的连接处，承担着佛教艺术承西启东、南达北通的作用，在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北城滩古墓群先后出土了五方隋唐墓志，都记载了乌兰城和乌兰县，为研究中古时期的乌兰建制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 北周始置的乌兰关、乌兰县城设在今靖远县双龙镇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位于黄河东岸；到隋代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乌兰县被撤并入鸣沙县，而乌兰关仍然存在；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恢复了乌兰县的建制；到武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乌兰县城因南濒黄河，不断受到河水冲刷，城内沙石不断，人们不堪久居，遂搬迁到东北7里处的平川地区，而乌兰关仍在原地，扼守黄河乌兰津；唐蕃对峙时期，在乌兰关及其南岸建造了一座乌兰桥。从北城滩出土的多方隋唐墓志可知，敦煌氾氏从河西西部向东迁徙，经由河西走廊、丝路北道皋兰路，渡越黄河乌兰津后，在乌兰县落脚定居，生息繁衍，遂成为会州乌兰县人，卒后葬于北城滩。北城滩唐代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彩绘骆驼俑、驼夫画像砖，以及今靖远县北滩镇出土的鎏金银盘，就是从西方沿着丝绸之路流传到这里的。这些文化遗物表明，丝路北道是当时沟通东西方之间的重要路线，而位于北城滩的乌兰关、乌兰县是丝路北道与黄河交叉的关键节点。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中这样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的意境似乎是边塞的荒凉景象，反映了行旅在丝路跋涉的艰辛，但同时也传达了黄河与丝绸之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密切渊源。

　　（作者单位：甘肃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