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化】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

　　【溯源甘肃文化】

　　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何友善

　　历史上的河西地区自然条件良好，多民族杂居。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丝绸之路开通后，随着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九姓胡人的进入，河西走廊沿沙州（敦煌）、瓜州（安西）、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建康（高台）、凉州（武威）一线，形成了胡人定居的外来文明景观。

　　东汉至魏晋，中原战争连年不息，而河西走廊偏安一隅，大量中原人口避难迁居于此。侨居河西的中原学者和本土士人传习学业，辛勤耕耘，河西走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先进文化与西域和西方外来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佛教等也开始大规模在河西走廊传播。宗教、文化、艺术、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各种文化在这里广泛交流融合，呈现出文化兴盛、百花齐放的景象，出现了河西历史上空前的文化高峰，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百多年间，河西走廊继承发展中原文化，吸收借鉴西域文明，出现了学风浓郁，人才辈出的局面。在学术著述、文学创作、佛教传播、教育事业、造就人才等诸多方面都有十分可观的成绩，河西走廊的文化在中国北部居于领先地位，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为五凉政权提供了文教振兴和学术昌明的条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绵延起到了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重要作用，对后世北魏、隋唐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凉文化繁荣于河西走廊，经北魏重新引入中原，至隋唐时期振兴，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文教兼设”的五凉文化

　　五凉政权的创立者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首先是前凉张轨和西凉李暠，他们一个出身陇右著姓，一个出身陇西世族，各有家学底蕴。其次，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北凉沮渠蒙逊，都分别生于氐、鲜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长弓马战阵，又长期生活在汉族文化圈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汉化教育，并且钦慕华风，倾身儒雅。他们懂得文化教育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五凉政权都积极推行“文教兼设”举措。

　　五凉的“文教兼设”政策及举措有三个方面。

　　一是敦崇儒学和振兴教育。前凉张轨立国开始，就敦崇儒学，开始振兴河西文化教育。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延聘人才，下令郡县举荐“高才硕学，著述经史”者，以备选拔擢用，将文化教育与察举征辟制度结合起来，鼓励士人倡导尚学风气，推动河西文化走向繁荣。前凉之后，南凉、西凉、北凉也都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完善，为五凉培养了大批人才，有助于各政权文治的开展。同时，由于崇儒重教，推动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河西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水平显著提高。

　　二是重视人才，优礼士人。五凉政权对知识分子，无论在朝在野，无论世居河西或来自中原，都以礼致之、量才擢用。对有造诣的知名学者，则给予政治殊荣，并为其创造治学条件。因此士林人物除矢志隐逸者外，都甘心为当政者效力。中原学者及其世家子弟“避地河西”期间，无一例外都受到张轨及其他五凉统治者的礼遇。这在凉州学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三是倡导民间学术文化。五凉时期，河西诸郡士人云集，文化氛围浓厚，民间教育家和学者辈出。五凉各政权积极的文化政策及振兴文教的举措，对民间的文化学术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先已呈抬头之势的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与正在恢复发展的官学和官方学术活动百花争放，形成了五凉时期河西文化教育的多元化格局。

　　百花齐放的五凉文化

　　五凉政权积极的文教政策、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大批学者的辛勤耕耘，使河西地区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敦崇儒学。五凉统治者大都敦崇儒学，倡导汉化教育。前凉张轨出身于儒学传家的仕宦家庭，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到凉州任刺史时，在凉州建立起儒家君臣礼仪、三纲五常学说，巩固统治秩序。张轨后继者都重视儒学，兴办儒学学校。史书记载，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西凉创建者李暠，初建西凉即“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他提倡尚学之风，亲身率导，“虽有政务，手不释卷”，训诫诸子“退朝之后，念观典籍”，又设立秀孝之科，重视从儒生中选拔士人充实统治机构。北凉尊孔读经大兴庙堂，沮渠蒙逊父子数次遣使奉表江南刘宋王朝，求取经史子集，并献去河西学者著作。沮渠蒙逊与刘昞讨论孔子，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圣，是因能先知先觉，并事君济民，为鲁除难。

　　私学昌盛。汉末以来，官府学校沦废，河西地方向有私家传习风气，加上中原避乱学者传学授业，使河西教育不拘一格。《晋书》为凉州私塾大儒郭荷、宋纤、宋繇、刘衑等立传，记载他们著书立说，广招学士，一时儒学之风蔚起。五凉私学传授的成就，反映在师承后继者的学业开拓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上，如北凉常爽，寓居凉州，后在北魏立学馆，授徒七百余人。这些对之后的关中和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儒风兴盛产生了直接影响。

　　经学与史学。五凉经学精英辈出，学术成果累累。东汉时，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昌盛。魏晋时中原玄学盛行，喜谈老庄，儒学经典受到冷落。但由于官方倡导，河西走廊的官学世家仍把儒经奉为经典传授，并研究纂写出相当数量的经学著作，如前凉学者郭瑀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多卷；祁嘉的《二九神经》；宋纤倾力为《论语》作注，并作诗颂数万言；阚骃给王郎《易传》作注，为学者推崇，成为后人研习的重要书目。沮渠蒙逊支持阚骃率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这些都促进了经学的发展。

　　当时河西学者在校注经书的同时重视史学，刘昞纂修上古史《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据记载，当时编写的史书有关前凉的就有前凉史《凉记》八卷，《凉国春秋》五十卷，《凉记》十二卷，《凉书》十卷，《西河记》二卷。后凉史有《凉记》十卷，西凉史有《敦煌实录》二十卷，北凉史有《凉书》十卷，南凉史有《拓跋凉录》十卷。这些官私修史，使这一时期的正史、稗史、实录、风俗记等各种类型和体例的史书琳琅满目，内容丰富，为最早的河西专史。这些书尽管散佚，但给《十六国春秋》《晋书》等史籍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宗教。五凉时期，中原社会动荡，河西偏安，佛教在这里得到迅速传播，河西走廊一时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圣地，也使得五凉文化中融入了浓厚的佛教色彩。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著几乎同时进行。五凉统治者多崇信佛教，吸引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驻足河西。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师贤、释惠高等名僧大德都与河西有关。河西有不少僧侣如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前往西域求取佛经，中原与江南也有许多僧人如法显、智严、法勇、支法等经河西前往西域求法，敦煌、姑臧则是当时重要的译经中心。

　　五凉佛教兴盛当推北凉。沮渠蒙逊笃信佛教，据统计，北凉自公元401年至公元439年，译经数量比其余四凉译经总和还要多。由于统治者们提倡，佛教经西域传入后，在河西走廊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不少大德高僧，见于记载的有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为了学习佛学、弘扬佛法，不辞辛苦，跋涉西行，或至天竺，或到罽宾（西域国名），或往于阗，在那里拜师求学，瞻仰圣迹，归来时携回大量经卷，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其中也有不少僧人南下讲经、译经、注经，对南朝佛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之一是坐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最终达到超俗出世的境界。五凉时期，由于佛教在河西驻足兴发，开窟建寺活跃。河西走廊现存石窟寺在全国最多，这些石窟寺大都开凿于十六国时五凉各国，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但开窟却在十六国时期。北凉开凿的石窟要更多一些，张掖南部祁连山麓石窟群，包括金塔寺、千佛洞、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等洞窟七十多个，在甘肃仅次于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位居第四。这里靠近临松山，是沮渠氏的发祥地。

　　文学。文学方面，流传至今的五凉作品虽为数不多，但见于史籍的书目不少，诗、赋、散文皆有。诗作当推张骏的《薤露行》《东门行》和女诗人苏蕙的《回文诗》。赋作为汉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形式，同样为五凉文学家们所擅长。西凉李暠的《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作品，以表现对兵难繁兴、世道沧桑、时俗喧竞的感伤为内容，在五凉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诫子书》《上东晋朝廷表》与刘昞的《靖恭堂铭》则是散文名篇。

　　艺术瑰宝荟萃。一是石窟艺术和墓室壁画。五凉是河西石窟的重要创建期，河西壁画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五凉墓葬。除河西走廊石窟艺术，嘉峪关、酒泉、高台等地发现的壁画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五凉墓葬，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二是以姑臧为代表的城市建筑艺术。自张轨修筑姑臧城开始，张轨子张茂在其父基础上对姑臧城进行修缮。张骏修建了以谦光殿为中心的庞大建筑群。截至北凉灭国，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结构已与唐代相近。姑臧城中的建筑，除灵钧台、谦光殿及直省内官寺署外，还有闲豫堂、永训宫、万秋阁、龙翔殿、融明观等。史载前凉姑臧城“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姑臧大城周长为21.4里，小于西晋洛阳城，与东晋建康城相当。

　　音乐和科技。由于五凉时期河西与西域关系密切，西域音乐、舞蹈艺术也传播进来，与河西、中原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著名的《西凉乐》是其代表。与《西凉乐》同时流传的是《龟兹乐》，由吕光从龟兹带至河西走廊，后又流传到中原，北朝、隋、唐时风靡一时。据唐史记载，演奏西凉乐的乐队阵容壮观宏大，乐器琳琅满目，包括钟、磬、弹筝、捣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腰鼓等19种之多，乐工达27人。与音乐、舞蹈有关的杂技、百戏表演也在河西走廊流行起来。来自西域的吞刀、吐火等秘幻奇伎等杂技百戏经河西走廊流传内地，丰富了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

　　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北凉时期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赵于编写的《玄始历》以及敦煌阚骃的地理著作《十三州志》等，为当时人所推崇，影响深远。

　　五凉文化的重要历史贡献

　　五凉文化的重要地位及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兼容并蓄，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吸纳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菁华；二是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保存了因战乱而在中原一度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是制度建设上承汉晋，下开北朝隋唐。

　　张轨建立前凉后，课农桑，兴文教，一时间“中原避乱来者日月相继”，使河西走廊成为荟萃东西人才与文化成果的摇篮。东西方各种文化汇聚河西走廊，和平友好，开放包容，互相学习，不同学术流派互相切磋，相互交流，使河西走廊文化璀璨宏丽。

　　北魏统一北方迁徙河西豪望时，学者又大都迁居平城，中原大地从此激荡起河西文化的波澜。五凉文化直接给北魏带来了多元文化格局，形成了继绝扶衰的政治礼仪和各种典章制度，开创了北魏文教政治新局面。孝文帝依靠河西五凉李氏后裔和旧臣士人，继承建立了北魏乐仪制度和国家律令、典制、朝仪、官僚体制，融会借鉴了五凉的文化成果。五凉文化对北魏、隋唐诸代形成重大影响，首先基于北魏继承了五凉文化成果。

　　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五凉政权作为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地方割据政权，在其官僚体制，地方行政制度，民族边疆地区制度，礼仪制度，籍帐制度等方面都颇有成就。这些政治制度上承汉晋，下启北朝隋唐，在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变迁中具有突出地位。五凉文化虽是发端、兴盛于古代河西走廊的地域文化，但它保存、实践汉晋制度并最终回馈中原，对中华文明发扬光大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