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化】临松薤谷——五凉文化的发端之地

　　【溯源甘肃文化】

　　临松薤谷——五凉文化的发端之地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林茂森

　　临松（今张掖市肃南县临近松林的马蹄山区）薤谷（即生长马莲或马兰的一条幽深山谷），位于张掖市区南60公里。这里溪流淙淙秘谷幽境，曾是避世修身的世外仙境，两晋时期的大儒郭荷及郭瑀、宋纤、刘昞等文人名士在此隐居，聚徒传道，凿窟造像，因此临松薤谷成为中原与西域国学文化传播的中转站和石窟艺术创作的发端地。

　　时势造英雄 板荡识忠臣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青年将军霍去病“攻祁连山，扬武乎觻得”（《汉书·霍去病传》），西汉攻打匈奴河西之战大捷，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汉书》），张掖由此而得名。在长达400多年的两汉统治时期，得益于祁连山冰雪和黑河丰沛水源滋养，河西走廊绿洲农牧业、商业贸易发达，张掖戈壁呈现出半城湿地、半城芦苇的独特风貌，因此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西汉末年，从王莽摄政簒权更始帝刘玄亡西汉，到光武帝刘秀洛阳建东汉时期，一个世祖三辈曾做过张掖太守、武威太守和护羌都尉的显赫世家后嗣，在战乱频起的中原乱世里出道了，他就是张掖属国都尉、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

　　窦融，今陕西咸阳人，由忠诚谋士班彪辅佐，赦放囚徒效力边防、怀柔胡羌鼓励农桑、官办市场活跃商贸，经略河西13年归顺东汉，《后汉书》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凶饥者，归之不绝”。那时内地曾有多位达官显贵、饱学之士，以及战乱流民前来张掖躲避战乱，窦融号令各郡妥善安置，归之麾下为我所用，以充实河西边陲空旷之所。一时间河西出现了“蕃人旧日不作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城市街坊时见异商，馆肆茶舍南腔北调”的兴旺景象。从而使张掖成为河西政治军事统治中心。

　　俊鸟栖佳木 高士隐幽境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护羌校尉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州治武威郡姑臧县。张轨世家以专攻经学著称，他采取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之策，招收河西学子500人，聘知名学士开办官学，从而使河西儒学蓬勃兴起。

　　正是因为两晋时期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又因为河西走廊中段的东大山、张掖南山和酒泉南山一带实为世外仙境，更是一个避祸修行潜心治学的好地方，因此一代大儒秦州略阳（今甘肃秦安县）高士郭荷，与内地投奔者一路向西，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后来成为“河西望族”。随郭荷而来的不仅有门生弟子，还有汗牛充栋的家传经史典籍。郭荷在河西悟道授儒，结庐讲学，为儒学传承开枝散叶奠定基石。

　　郭荷出身于经学世家，其家族以儒学为尊。郭荷师徒来张掖寻得传说中老子骑青牛避世，著《道德经》的东大山结庐讲学。郭荷隐居东大山声名远播，河西学子们纷纷前来求学，敦煌人郭瑀就是飞来的一只俊鸟，也是郭荷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同时代和后来卓有成就的河西名士，还有宋纤、索靖、宋繇、刘昞等人，其成就对后世儒家汉学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郭荷的声望使前凉王张祚窃喜，张祚虽承袭曾祖张轨崇文衣钵，但骨子里却假借儒士装点门面。郭荷身处乱世，秉承不为官祖训，潜心修身传道授业做学问，但终究抵挡不住“三顾茅庐”的“请求”，使者请其出山做张祚主管官学的博士祭酒，为光大弘儒大业，郭荷兴冲冲拜会张祚，礼遇他的却是凉王宫内太子陪读的闲差。而此时受同样冷遇的还有儒学高士敦煌效谷（今甘肃瓜州县西南）人宋纤。年事已高的宋纤被逼，走出隐居30余年的酒泉南山，被婉囿于凉州前凉王宫，一生才华难以施展，郁郁愤懑，绝食自尽，终年82岁，身亡后获得解脱，留下儒学雅士的高洁清名。时敦煌太守杨宣为其画像并赋词：“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表达对宋纤的仰慕和缅怀之情。张祚的昏聩狡诈与宋纤的可悲遭遇，令耄耋之年的郭荷对官场心灰意冷，他向张祚请辞得到应允，由入室弟子郭瑀陪伴，隐居于临松薤谷。

　　传道著述之 根脉得承传

　　秦安人郭荷与敦煌人宋纤应该是儒家同时代中人，且郭荷亲眼目睹、亲耳聆听过宋纤的人生经历，对宋纤聚徒讲学和被迫出山遭冷落感同身受。宋纤少有大志，天资聪颖，一心向学，不慕荣利（《晋书·隐逸传》）。东晋前凉张骏在位时，宋纤寻“穆王会西王母观黄帝之宫”（《穆天子传》）之瑞象游学，隐居于距酒泉南30里处的昆仑山支脉酒泉南山悉心著述，为《论语》作注，依崖凿窟，静心修身养性，终日聚徒讲学，受业弟子3000余，堪比先贤孔圣，成为名震河西的一方大儒。

　　这一时期同是敦煌儒生的郭瑀也游学张掖，拜在著名大儒郭荷门下，潜心攻读儒学，精通经义道法，成为郭荷门生中最有成就和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自郭荷从姑臧返回临松薤谷，官场失意，身心交瘁，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84岁。郭荷离世，郭瑀为老师的不公遭遇惋叹，师生之情如同再造，师生之谊重如昆仑，郭瑀远离尘世纷扰，为恩师守孝三年，儒家的哲学思想早已浸入郭瑀骨髓，老师修身传道的终身大业铭刻于胸，郭瑀率领弟子们走向临松薤谷深处，开凿石窟，设馆讲学，著书立说，弟子千余，著有《春秋墨说》《孝经综纬》等巨作。

　　郭瑀讲学著作期间，不断有年轻学子慕名求学，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为解决弟子安身之所，带领学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在他的千余门生中，卓尔不群的刘昞是出类拔萃者之一。刘昞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十四岁时来临松薤谷隐居，拜郭瑀成为入门弟子，他勤奋好学，深得郭瑀器重。

　　其时，前凉统治继任者张天锡，遣使召郭瑀，遭严词拒绝。凉使抓捕郭瑀弟子要挟，郭瑀正色道：“吾逃禄，非避罪。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东晋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前秦灭前凉，秦文昭帝苻坚馈以厚禄，请郭瑀出山规制朝廷礼制，郭瑀因为父亲治丧守孝，回敦煌聚弟子300讲学。淝水之战后前秦长史王穆起兵，对抗反叛前秦的后凉主吕光，郭瑀不顾刘昞劝阻，毅然辞别弟子出山，联合敦煌旺族太守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约定于张掖相机而动策应王穆，时官拜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后王穆听信谗言杀索嘏，郭瑀苦谏无果，悲愤中弃王穆而去。回到酒泉南山，郭瑀叹息：“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旋“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七日，与疾而归，旦夕祈死”，即面壁赤崖阁饮气而卒。

　　郭瑀去世后，刘昞吸取前车之鉴，隐居于酒泉南山继承师业，聚徒讲学，门生五百余，专事学术研究与著述，著有《三史略记》《敦煌实录》《凉书》等百余卷并行于世，成为蜚声河西的一方大儒。前秦、后凉政权多次征召，刘昞均婉言谢辞拒赴命。李暠割据河西建立西凉后，刘昞应征拜儒林祭酒和从事郎中，以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主持国学教学及典籍校勘。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刘昞，比作刘备得到诸葛亮而欣喜若狂。沮渠蒙逊灭西凉后，任命刘昞为秘书郎专管教育。北魏一统北方之后，凉州乐平王拓跋丕拜刘昞从事郎中，主持教育。后北魏令河西儒士归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刘昞因年迈告老而留在姑臧。临松薤谷风景秀美，山岚间云缠雾绕，是隐居修身、聚徒讲学的宝地。刘昞对临松薤谷情有独钟，晚年离开姑臧在这里安居。公元440年，刘昞在返回敦煌途中病逝，一颗儒坛巨星陨落，但他的文坛地位和卓越贡献将彪炳史册，永远昭彰后世。

　　依窟造佛像 文薮留圣迹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史上，沮渠蒙逊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历史人物，为河西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尊崇儒学，创办学馆，校撰典籍，使北凉国内礼法尽依汉制；还笃信佛教，优厚高僧，开凿石窟，兴建塔寺，校译经卷，普及佛学。这些开明之举不仅使北凉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也有力地推进了多民族间的大融合。

　　沮渠蒙逊征伐西凉，攻克酒泉，在宋繇家中得书数千卷。他兴奋地感叹：“孤不喜克李歆，愿得宋繇耳。”时宋鹞虽为西凉重臣，却也是一位学界大儒，北凉遂拜宋繇尚书吏部郎中。北凉从张掖迁都姑臧后，“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蒙逊常与群臣说论儒家经传，令儿子沮渠牧健尊刘昞为国师。蒙逊曾给阚骃“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魏书·列传·阚骃传》），其数量远超整个北凉所译的佛教经典，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传承作出贡献。

　　蒙逊于公元429年冬“复遣使至宋入贡”，除“献青雀头黛百斤”外，“并求周易子集诸书，诏并给之合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集》弘与之。”蒙逊求书尚若斯，可见其学儒之心切。他不惟推崇儒学，礼敬仕贤重用人才，亦对佛教顶礼膜拜，普及佛学，凿窟造像，推广佛教绘画艺术，对北凉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北凉时期，河西儒学圣地张掖南山、酒泉南山，在经学先贤们率弟子开凿讲学石窟的基础上，后人皆陆续扩而广之，增塑佛像，壁施绘画，并逐步形成规模宏大的施道寺庙。

　　蒙逊迁都武威，广召天下工匠开凿石窟，有凉州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酒泉南山（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张掖南山（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东西二窟等。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酒泉南山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张掖南山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间的立体飞天高肉悬雕，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要比敦煌飞天早300年，为彩塑艺术精品中的精品。

　　十六国时期的佛教石窟开凿，不仅培养了大批开凿石窟、精于塑绘的技艺人才，繁荣了灿烂的文化艺术，记录下宝贵的历史故事，保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当时安定社会，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艺术发端地 国学中转站

　　五凉时期佛教自河西盛行于内地，荟萃于河西儒学文坛的大家们，以深邃敏锐的目光和兼收并蓄的胸怀，为这个来自恒河两岸的异域宗教文化提供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必要条件。张掖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刘昞率领弟子，为研习经史讲学读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了佛教圣地，河西儒家文化的源头地位，也逐渐为佛教文化所取代。

　　在凉州天梯山石窟开凿的同一时期，祁连山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相继造像，接下来这种“凉州模式”的石窟造像艺术风格，又由姑臧高僧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从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到山西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无不闪耀着河西石窟艺术的熠熠光彩。

　　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是五凉时期河西儒坛的典型代表，当年郭瑀在临松薤谷结庐凿窟，设帐讲学著述，因为他们的带动和影响，河西公学、私学兴起，民间求学之风盛行。尽管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和国学文化遭战乱破坏，但因为五凉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河西学者皆坚守儒学传承使命，呈现出官学私学相辅相成，教学著述繁荣发展的景象。

　　五凉时期，刘昞是学术著作最多的学者，在他的《敦煌实录》和《凉书》中，记录下河西走廊百年风云史，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汉文化在河西得到保护传承和延续创新，反过来又倒逼中原国学文化惨遭破坏后的复兴。《宋书》记载：北凉后期河西向东晋朝廷进献典籍154卷，其中有失传已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较为典型的是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墓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被保存下来并返还江南。这部分古籍著作，是河西走廊对中原王朝厚重的回馈，更是为整个中华民族国学文化传承作出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