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书法家胡缵宗的榜书意蕴

　　胡缵宗画像

　　胡缵宗为伏羲庙题匾“与天地准”

　　安俊维

　　明代甘肃秦安籍进士胡缵宗，游宦半生，政声斐然，同时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终身爱好书法、研习书法，真草篆隶各体兼善，墨迹遍布大江南北，有刚健端庄的颜体榜书、碑刻，有秀丽圆润的篆字摩崖石刻，有潇洒的行草手札。他尤其擅长写榜书。这些擘窠大字多为颜体字，因为胡缵宗一生推崇颜真卿，学习颜鲁公的书法。

　　中堂条幅只能在室内欣赏，而榜书则可以在室外观赏，这样就将书法艺术延伸到露天、室外，拓宽了书法艺术的传播空间。榜书通常以匾额为载体，和建筑、文字字义、书法、绘画雕刻等构成一种复合的艺术品和文化景观，能使人获得多层次的审美享受。

　　一块匾额首先传达出凝练而传神的题词。尽管只有寥寥数字，可是文字字义由书写者精心思考，或引经据典，或概括微言大义，或表达真挚的祝福。胡缵宗所题的匾额，不仅书法精绝，而且字义深刻，能够概括建筑物或景点的特色，值得观赏者反复玩味其中的意味。如他对祭祀上古之神伏羲的伏羲庙题匾“与天地准”，意为伏羲所创八卦和易学思想能包罗天地之道，体现出他对先圣伏羲的尊崇。在佛教古刹兴国寺题有“般若”，源于佛教对无上智慧的追求。为秦安五台观的主殿题写“太玄之殿”，体现出鲜明的道教哲学色彩。在山东曲阜题有“金声玉振”，源自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同时题写的还有曲阜城的正南门门额“万仞宫墙”，语出《论语》中记载的子贡的话：“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原是比喻，胡缵宗认为用“数仞”尚不能表达后人对孔子的崇敬之情，于是改为“万仞宫墙”。清乾隆帝来曲阜时，将胡缵宗的字换下，自己写下“万仞宫墙”，制作成石额，流传至今。

　　有些榜书是胡缵宗给公共场域题写的，包括各类城楼、街道、庙宇、祠堂、学校、戏楼等。这类榜书保存下来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衍渭”“多士坊”“般若”“与天地准”“太玄之殿”“万世师表”“明伦堂”等。天水伏羲庙大门悬挂的“与天地准”笔力沉雄，有一股正大气象，与巍峨雄伟的建筑物很匹配。秦州西关城（一说东关城）东门门额为“衍渭”。“衍渭”二字结体工稳，气度从容，寓意深远。

　　天水市秦安县博物馆收藏有胡缵宗题写的“多士坊”“般若”“世代昌隆”“贞白家”等4块木质匾额。古代临街建有牌坊，悬挂坊名。多士坊是秦安世家大族聚居的生活区，有胡、蔡、路等县内望族居住，胡姓独为翘楚，故民间称多士坊为胡家巷。“多士坊”书法显得严谨谦和，可能当时尚有年长的尊长、师友要出入于多士坊，胡缵宗给自己的故里题匾，就流露出严谨谦和的心态。

　　明代“般若”木质匾额，长155厘米，宽68.5厘米，原悬挂于兴国寺般若殿前檐下。“般若”一词在佛教中是大智慧的意思。嘉靖丙午（1546年），已是老年的胡缵宗在家著书立说，偶尔来县城及附近游玩、作诗。这块匾就是此时题写的。值得一提的是，胡缵宗总体来说是一位醇儒，对佛学和佛教不是很亲近，但并不排斥佛教，而是汲取其中的某些富含启发性的哲理哲思，如“般若”。

　　古人的应酬很多，尤其是士绅阶层。升官、乔迁、祝寿、婚礼、葬礼、满月酒、进学、开笔礼、成人礼等都要摆席祝贺。恭贺之余，主人还会请求官绅名人书写匾额，他们有的本身懂书法、善书法，有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悬挂名人匾额，是主人及其家族在当地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书法家、名人出于润格收入或人情考量，也会乐于题写匾额。由此之故，民间挂匾、互相馈赠蔚然成风。而留存于世的牌匾是这些活动的见证。

　　“世代昌隆”匾，是胡公嘉靖丙午年（1546年）写的。这个时期胡缵宗退休，在秦安著书、课农，也和当地的官宦士子交往。这块匾具体的主人不详，应该是秦安或天水地区的士绅人家。与“世代昌隆”词义相近的词汇还有“时代公卿”“五世其昌”等，都是对这个家族兴旺发达的美好祝福。这块匾额没有涂漆，保存得不是很好。

　　另外一块馆藏文物“贞白家”匾，长137厘米，宽72厘米。题写时间是嘉靖戊子年秋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块匾额是胡缵宗对这户人家清正廉洁家风的赞许和肯定。具体是哪家，由于没有题款，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此外，胡缵宗还题写有“凤凰千仞”匾额，为胡缵宗家族世代相传之物。根据落款“嘉靖戊子之秋”，可知书法写于1528年，此后由其后代制成匾额。“凤凰千仞”，语出西汉文学家贾谊的《吊屈原赋》：“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凤凰”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是集众多美德的吉祥之鸟。胡缵宗这幅匾额寄托了对后代子孙的殷切希望。

　　总之，这些匾额保存了历史文化名城旧有的风韵，是一件件会说话的文物，值得后人走近它们，和它们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