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用竹简与木牍讲述丝路故事

　　简牍是一套完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多领域的独特话语体系，刻写其上的有关戍卒、商贾等难见诸正史的悲欢离合，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窥见历史的细节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薪火赓续间，简牍为我们追寻“从何而来”提供了更多历史支撑

　　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以文物为纽带跨越时空，在现代生活中传承延续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宋常青 何问 马莎

　　“黄种小石廿五石”“凡种小石卌三石”，回望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新年伊始，人们在官府前排队领取谷物种子，每领一人，官员就记下一笔。

　　“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边塞苦寒，满腔柔情的士官用心为意中人准备了一份寄托相思的礼物。

　　“……细身，小头，方面，小髭，少须，身端直，初亡时黑帻”，这枚“全国通缉令”用19个字就大致勾勒出了一位古人的体貌特征。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3.9万余枚汉代简牍，如同记录两千多年前丝路风物的“存储卡”，带着历史的印记铺陈在世人面前，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有关春耕的“仪式感”，那些穿越千年的浪漫情谊，那些兵马屯戍的“烽烟气”以及寻常百姓事。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文字记录功不可没。纸张面世之前，古人用竹简与木牍作为“写本”，合称为“简牍”。

　　尺寸之间，书写风云尘烟。简牍是一套完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多领域的独特话语体系，刻写其上的有关戍卒、商贾等难见诸正史的悲欢离合，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窥见历史的细节。

　　吉光片羽，折射历史清晖。在正史之外，以文字为媒，简牍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的起伏悲欢以及中外文明的持续、友好交流，提供了更丰富、更细致的实物佐证。

　　　方寸唤活千年风华

　　位于甘肃省西部的河西走廊，形似长长的楔子，自东南向西北贯穿绿洲与戈壁荒漠。漫步走廊，恍惚之间，汉武帝远征匈奴时战马嘶吼、刀枪碰撞的声音仿佛犹在耳畔。丝绸古道上驼铃阵阵、羌笛悠扬，好似穿越千年声声作响。

　　20世纪初，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途经河西走廊。风吹沙走，掩埋在荒漠深处的窄木片露出依稀可辨的墨书汉字。他在敦煌北部汉长城遗址沿线掘获简牍及残片3000枚以上。

　　这批被称为“敦煌汉简”的简牍一经发现，震惊了中外学界。此后，以河西走廊为主的“简牍宝库”，因汉代简牍出土数量不断增多引起世界瞩目。

　　相关专家介绍，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简牍的发掘工作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以前，简牍集中出土于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辖区内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记录内容涉及汉代河西边塞屯戍生活和军事塞防体系等方面。

　　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居延汉简”。

　　1930年，由中国、瑞典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至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一万余枚汉简重见天日。这批被通称为“居延汉简”的简牍文物，现存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居延遗址考古发掘中再次出土8000余枚“居延新简”，文物年代跨度达200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长城和边塞遗址外，甘肃的天水、武威、酒泉等多地的古墓葬和古遗址均有简牍出土。

　　在汉代长安至边塞唯一可考的驿站——悬泉置遗址出土的2万余枚“悬泉汉简”，以邮驿、西域史料和民族关系方面的材料为主，是研究丝绸之路迎来送往、中外交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介绍，百余年间甘肃共出土简牍文物6万余枚，以汉简数量为巨，占全国出土汉简八成以上。

　　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集中保存了4万多枚简牍以及与其相伴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其中汉简数量高达3.9万余枚。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介绍，河西汉简是汉代出土文献资料中发现最早、数量最丰富、整理最完备、研究最充分的内容，曾被王国维称作20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发现之一。

　　“简牍作为直接文字记录的载体，体现出的第一手资料价值相比史学典籍更加真切具体。”王子今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简牍文物 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片语言两汉万事

　　简牍细长，每一枚仅能容纳寥寥几字。在汉代，简牍由官方统一制作，尺寸有严格规定，标准的官方文书长23厘米、宽1.1厘米。

　　字虽短，传递的历史细节却生动丰满。

　　“粱米八斗……即米三石……羊二……酒二石……”，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县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记录了朝廷派遣慰问戍边将士的官员到达肩水候官之后，吃了多少米、耗费多少盐等一连串详细数字。那么，接待费用谁出呢？

　　“AA制。”朱建军说，简牍中记载，此次接待一共花费了1470钱，肩水金关共有27名官吏，每人约摊了55钱。

　　政治经济、丝路贸易、诏书律令、仁孝之义、情谊往来……馆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近4万枚汉简，就像一部记录两千年前汉代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内容极为丰富。

　　比如，尊老养老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汉代已有明文政策规定。

　　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汉墓中，曾出土一封西汉宣帝时下发的优待老年人诏书令。诏令显示，70岁以上的老人可享受“在马路中间行走”“入市做生意不收税”“进官衙不许阻拦”等多项优待。

　　此外，甘肃简牍博物馆保存的诸多珍贵的私人简帛书信，描绘了古人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有人生活窘迫，为借裤子犹豫再三；有人因戍边不能探病家中父母而寄情于书信；还有人在敦煌戍边值守，请朋友代为购买一双“长尺二寸”(约合27厘米，相当于43码)、质地如丝绢一样柔软且鞋底要厚、耐穿的牛皮鞋……

　　以简牍为载体，这些历史洪流中的柔软瞬间历千年而不泯，得以被现代人捕捉、共情。“一枚枚简牍如同一台台放映机、留声机，将历史档案一一播放。”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

　　朱建军认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甘肃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亦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所塑造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政治文化的发展。”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韩华说。

　　韩华介绍，正是由于汉代疆域的拓展和屯兵戍边生产生活发展，中华文明思想制度、文化习惯、生活习俗等，也随着文书向更大地域范围传播、辐射。比如，西北地区曾出土大量典籍简，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也曾出土《论语》简，少数民族羌人自愿冠以“牛”姓，称自己为“牛羌”。

　　　　展现丝路交流互鉴

　　敦，大也；煌，盛也。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列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敦煌之名，承载着古人对敦煌乃至整个河西走廊繁荣兴盛的美好愿景。

　　自张骞“凿空”西域始，中西方文明得以贯通。自此，河西走廊不再孤寂。胡旋乐舞，驼队往来。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武功军威”等郡名起源中，感受到当年之繁华。

　　敦煌是文明交流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汉武帝时在此处设立的悬泉置，专司上传下达、迎来送往。顺着简牍的历史记载回溯，西域往事一幕幕重现：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的使团队伍受到悉心接待，“丝路畅通、西域安定、远方来朝”。

　　“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的一枚简牍记录了敦煌郡发文悬泉置，为东去长安的楼兰王一行260余人准备接待车马的情形。

　　另一枚简牍记载道，悬泉置接待西域鄯善、且末、莎车、于阗、皮山、疏勒、渠勒、精绝、扜弥等九个国家的使者，他们一行34人，分两天到达。“各国同时出现在悬泉置，足以说明当时西域诸国之间的和谐关系。”肖从礼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何双全介绍，从简文资料看，驿站主要接待国内公务出差人员和外国使者宾客两类人，吃住行都有严格标准，体现了汉帝国礼待外边的大国风貌。

　　“简牍是丝路往来与中西交通的实录及见证。”朱建军说，不同于史书记载，汉简记录更直接、更真实，更有助于加深世界对中华历史的理解。

　　甘肃简牍博物馆保存的一批“里程简”，翔实记载了从长安出发到敦煌与居延地区的通行驿置名称，以及各地之间的具体里程。借此，研究人员可以复原出汉代长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具体走向。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薪火赓续间，简牍为我们追寻“从何而来”提供了更多历史支撑。

　　肖从礼表示，简牍还记录了部分中亚、西亚游牧民族的历史，为这些国家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证据，能够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一枚枚简牍，生动呈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一道道印记。跨越两千年，沉淀于方寸之间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底蕴，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前景交相呼应，沿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奔向未来。

　　　传承延续中华文明精神特质

　　万卷简牍载文明，千年历史昭汗青。

　　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之后，如何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以简牍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目标，简牍研究工作者们正在积极探索。

　　“不侵隧长石野，臈(通腊)钱八十，十二月壬戌妻君宁取，吞北隧长吕成……”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16枚木简上，详细记载了东汉初年，甲渠候官在腊月给戍边将士们发放臈钱的情况。

　　“如汉简记载，腊祭发放臈钱标志着，汉代春节的庆祝活动拉开序幕。”肖从礼说。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逢春节，都会带领参观者“穿越”至两千年前，探索“春天的秘密”。

　　“谓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2022年6月5日，国际环境日。甘肃简牍博物馆与媒体积极合作，向全世界推送了“中国最早的《环境保护法》”。

　　在悬泉置一处房屋的破碎墙面上，长222厘米、宽48厘米、共101行字的《四时月令诏条》以律令形式逐条列出四时重要事项，将珍视生命万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理念向来往的多国使臣广而告之。

　　“这说明，从古至今，中国都重视环境保护。”朱建军说。

　　汉简里的文字世界，让当时文明兴盛之历史、文化之认同见诸实物。“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以文物为纽带跨越时空，在现代生活中传承延续。”朱建军说。

　　苍茫的戈壁滩上，祁连山下的风沿着河西走廊吹过悬泉。供游客近距离“触摸”历史的木栈道，勾勒出彼时悬泉置的模样。闭上眼，使团踏沙自西来，驼铃向东响……历史宛若有回音。

　　“助力增强文化自信，厚植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千年简牍将焕发更大光彩。”甘肃省文物局局长程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