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 旅兰记者笔下的援华苏军

　　原标题：抗战初期， 旅兰记者笔下的援华苏军

与战鹰合影的援华苏联飞行员。

《抗战中的西北》书影。

　　位于今通渭路的兰州励志社旧影，抗战初期曾作为苏联援华飞行员招待所。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在兰州设立外交机构，运输援华物资的苏军官兵和苏联志愿航空队陆续抵达。对于抗战初期旅兰采访的记者们而言，与苏联援华有关的新闻自然是热点，由于军事行动不便深入报道，相关花絮在记者笔下同样成为中苏友谊的象征，也给后人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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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大公报》记者徐盈在战时通讯集《抗战中的西北》（生活书店1938年版）一书中，用专章描述了抗战初期苏联援华人员在兰情形。

　　1937年11月7日，当时的省政府专门举办庆祝十月革命20周年的盛大宴会，为此还动用欧亚航空公司班机从西安空运200瓶啤酒，充分体现了兰州人招待盟友的诚意与热情。“冷风吹着通红的鼻子，玻璃杯顶浮起洁白的泡沫，五百只手抬高起来……在革命的怀抱里成长的这五百名战士的眸子里放射出一种感激的光芒。”

　　关于首批抵兰援华的苏联人，徐盈写道：“来到兰州的俄国人，都是康健、年青、热情，二十岁左右的人。”而且从服饰上就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与任务，“礼服整齐的是代表。皮大衣、鸭舌帽，满身的青色只露出一张血色面孔的是飞机师。臃肿的草灰色棉衣裤、皮帽子、厚而长的护膝毛靴的是汽车机师（交通兵）。”

　　截至1937年11月，抵兰苏联飞行员增至百余名，并着手培训中方人员；其住宿在今通渭路上的励志社，每日乘通勤卡车往返。

　　在徐盈笔下，当年的苏联援华飞机及兰州军用机场是这样的：“俄国机子是有俄国的特色，机作棕黄色，三个推进器或五个推进器的都有，沿着兰州南山根下的平地，成行地放满了这种奇怪的东西，秃山上没有一株树，棕黄的土地上陈列着棕黄的飞鹰，一点也不感觉到刺目。有的机子没有配置枪械弹药，在候着，配置完毕立刻开到前方去。”

　　徐盈在他的另一本战时通讯集《西北旅行记》（新知书店1938年版）中记叙道：“兰州城里特有的一点现象，便是护送车辆来的俄国人很多，中国人对他们很好。这里，已可看到中苏是在密切地握着手。”运输援华物资的苏军官兵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状况也是徐盈采访报道的重点。他从各种渠道获知，由于甘新公路沿线条件艰苦，苏军官兵往往以锅盔代替面包作为主食，肉类食品也供应不足，但他们“做事勇敢、热诚和有责任心，没有汽油了，只好停车；如果汽油到时，不论三更半夜，刮风吹雪，立刻便添上油起程赶路。”苏联车队驶进兰州城后，“首先看到的是大路转角处的俄文指路牌，那里指出他们的膳宿所在地。”当年兰州人接待援华苏军官兵可谓倾其所有，努力尽到东道主的责任：“招待处动员了本地所有的西餐厨司，供给他们每日三餐。”伙食标准是每餐一汤三菜，菜品丰盛，主食为面包，咖啡敞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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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兰州是封闭而宁静的。苏联援华人员的出现，给这座古城的市井间带来了些许活力。徐盈如是描写道：“中午和傍晚，俄国人从各个人的工作场所回到街上来，挤满了街。兰州市上恐怕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异国人。那么狭小的街道上，本来是没有计划到有供给这样大批人马的来往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省政府聘请的俄语翻译严重不足，以致后来兰州地面上凡是能写能说一点俄语的人——其中包括记者下榻旅社的老板——均被拉来应急。

　　在徐盈笔下，大量苏联人的涌入，同时还给兰州的风气改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旅兰记者就对此间民风保守感受颇深；《申报》记者陈庚雅1934年6月到访兰州，适逢兰州府城隍庙所谓城隍圣诞，其在《西北视察记》（《申报》1936年版）中写道：“大殿千百烛光，不断熊熊燃烧，且民国已二十三年，犹高诵前清《康熙圣谕》，又未免迷信太甚。”而在1937年冬季的兰州城乡四郊，许多人出于各种因素仍然留着长辫，官方民间皆习以为常；但因为苏联人的到来，考虑到所谓国际影响，“也曾刺激得当局要改变一下市民的‘落后仪容’”。于是，徐盈就目睹了一幕幕这样的场景：“在出入频繁的东门里，小队兵士在作剪发辫的工作，不多时便剪了一小堆。”他因此感慨：“我们更有多少陋习，若能因了外人的刺激而知痛改也算是一大幸了！”

　　随着金城百姓与苏联援华人员日渐熟稔，街头碰面彼此多以笑致意。徐盈对此有着生动还原：“兰州市上，到现在围观俄国人的时代是已经过了，现在存在着的只是小孩还会追着俄国人们笑，俄国人莫名其妙地也在笑，笑来笑去，引得旁观者也参加为之大笑。笑，也许是亲善的一种表示吧。希望两个民族永远在笑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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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的十月革命节当晚，苏联驻兰外交代表那萨洛夫在其驻地举办庆祝会。次日晚，中苏文化协会西北分会亦举办游艺会作为回礼，招待苏联旅兰人士。当时正在兰州采访的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记者丁履进适逢其会，其在《西兰之间》（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1940年版）一书中，对此次“探班”作了全面报道。

　　游艺会于当晚六时二十分宣布开幕，先后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朱绍良、苏联外交代表那萨洛夫、中苏文化协会西北分会会长、外交部驻兰特派员、兰州妇女慰劳会代表等多人上台致辞，中间还穿插进行向苏方赠送银盾、锦旗等礼品的环节，那萨洛夫两次致答谢词，足足耗时两个钟头。至八时许游艺节目方开场，有西安京剧名旦江菊兰表演的梅派《霸王别姬》里的舞剑片段，“舞时佐以琴鼓”；还有武术表演，包括打拳、对刀、对枪、赤手夺刀夺枪等，“都是我们固有的国粹，以此娱乐外宾，自含有宣传我国武术的意义。”重头戏则是放映电影和话剧演出，首先放映战地服务团拍摄的《厦门大血战》，历时一个多钟头；接着上演无名话剧，主题是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最后放映苏联故事片《保卫祖国》，情节与当时兰州防空作战非常应景，讲的是苏联飞行员保家卫国的故事。由于兰州电力不足，加之会场“银幕粗劣、设备不全”，导致影片放映时断时续，竟然延至次日凌晨2时半方才完毕，妥妥一个8小时工作日！丁履进在报道中吐槽曰：“因为事前筹备仓卒，调度不佳，所以虚耗许多时间，减少大部分的兴趣，来宾陆续散去，到闭幕时仅寥寥数十人。”特别是参会的苏联飞行员与汽车司机们，第二天肯定不能睡眼蒙眬地执行任务，只好悄悄溜走。这可能也是当时苏联援华人员的守则——一切以工作和作战为要务，实行军事化管理，类似应酬能免则免——但中苏双方主宾为维持外交礼仪，“正襟危坐，终场始去；严肃精神，令人起敬。”

　　随着全面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侵华日军对甘肃的空袭与中苏空军防空作战之间的较量也达到了高峰。1939年是甘肃防空作战最为激烈的年份，这一年8月，著名报人萨空了赴疆途中曾在兰州短居20余日，其间适逢8月12日的苏联空军节，目睹了苏联飞行员白天驾机在兰州上空散发庆贺传单，并应邀参加了当晚举行的盛大庆祝晚会，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官兵联欢。他在《从香港到新疆》一书中写道：“这给我们这些在渝饱尝敌寇轰炸滋味的人，以极大的鼓舞。”

　　距离首批苏联援华人员抵兰已经过去了整整85年。从故纸堆里重新翻出这些历史的细节，拂去岁月的轻尘，当年在记者笔下行进在兰州街头、朝气蓬勃的苏联青年们却栩栩如生，他们中很多人都已为了这素昧平生的国家、城市与人民而血洒异国疆场，国际主义的真谛也许只有在相逢一笑和欢聚一堂的民心相通之短暂瞬间才能得到最好诠释。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