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原标题：【溯源甘肃】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出土于甘肃天祝县的铜牦牛

　　青铜器是古代的贵重物品，被誉为“吉金”，夏商周时期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是当时社会的高科技产品，还是进行祭祀活动、体现国家制度、反映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长期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区域，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渊薮之地。在甘肃大地，出土了许多世所罕见的青铜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甘肃青铜文化，她犹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文明之河，又以其绰约的风姿、独具一格的魅力，激荡起惊艳世人的浪花。

　　悠久独特的甘肃青铜文化

　　从材质来看，青铜器是红铜与锡、铅、锑、砷等矿物质按照一定比例组合形成的合金；青铜器的初始颜色多数呈现金黄色，后世见到青铜器经过氧化等化学反应往往在表层带有青绿色的铜锈。《吕氏春秋·求人》篇：“（夏禹）功绩铭于金石”。东汉学者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钟和鼎是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古人往往用“钟鼎”来代指青铜器；另外，青铜器常被用作古代宗庙祭器，因之又多被称为“彝器”。因此，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在古代又多被称为“钟鼎文”或“彝器铭文”，现在称为“金文”。

　　从世界范围来看，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今日的陇原大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沟通早期中西文化互动交融的优越交通条件和独特区位比较优势，伴随着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陇原大地长期作为东、西族群及其文化碰撞交流的重要场所而存在，这种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虽然多带有民间自发性、偶然性和小规模等特征，但它对于西汉中期以后官方的、正式的、大规模“丝绸之路”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奠基作用。甘肃境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或者历史悠久，或者特色独具，许多具有较为高超的工艺水平，体现了甘肃青铜文化较高的艺术成就。其中的东乡“中华第一刀”一方面代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源头，另一方面又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灿烂辉煌的周秦文明早期孕育的重要根据地。以灵台人头銎戟为代表的商周方国文物的出土，使得我们对周秦文明早期形态的地方具体表征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今日甘肃境内先秦时期地方古国展开分析和研究。虽然甘肃境内出土青铜器总量不及陕西、河南等省，但是甘肃青铜文化却有着时代久远、特色独具、区域分布广泛等显著特点。

　　甘肃地形地貌复杂，境内民族众多，历史上更是有诸多族群在境内长期生产生活，并遗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族群文化遗存；各种族群势力或者前后进退消长，或者同时并存，各族群之间既有对抗冲突，更有和平共处。以天祝铜牦牛为代表的民族特色青铜器，更是生动直观地体现了古代甘肃的农牧结合、民族融合、地域族群文化多样性等特征，这可算是独特的甘肃文化标签。

　　甘肃青铜文化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如何保护、传承和发扬甘肃青铜文化是一项需要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在新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吸收世界全新发展保护理念，理清甘肃青铜文化发展脉络，深挖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以传统文化元素来丰富现代社会生活，在保护的前提下努力使甘肃青铜文化发扬光大。

　　东乡“中华第一刀”——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1977年，在临夏市东乡林家村北，发现了一处以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为主的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各类器物2000多件，其中有一件青铜模铸刀具，虽然形制简单且锈迹斑斑，但因为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件刀具其实是把扁长形小刀，刀身长12.5厘米，宽2.4厘米，刃部与柄部为一体连铸而成，刀身有明显的弧度。经当时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鉴定，这把小刀时间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器，早于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大量出现约1000年时间，被誉为“中华第一刀”。

　　甘肃位处中西交通要道，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甘肃境内出土的这把“中华第一刀”，或许可以作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从全球范围看，人类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距今约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其中以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为早期青铜器的代表，在产生时间上要比甘肃东乡“中华第一刀”早1000多年。所以，中国境内的青铜器是独自发明，还是从西方传入，目前尚无定论。倘若是从西方传入，那么，作为中国时代最早青铜器的这把东乡“中华第一刀”，就不仅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星星之火，更有可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交流价值。

　　灵台人头形銎戟——商周时期方国人士形象刻画

　　1967年10月，在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先后发掘了8座西周墓，1座车马坑，共出土各种青铜器300多件，涵盖了西周生活的诸多方面，堪称“青铜王国”。1972年10月，在对西周潶伯墓的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人头形銎戟，以其独特的人头刻画造型，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该戟长25厘米，宽23厘米，刺锋呈人头形，颈部有椭圆形銎。人头部分脸型略长，浓眉深目高鼻，腮部微陷，后梳发式，这种面部特征与中原地区华夏族形象迥然不同，带有较为明显的欧亚草原印欧人种特色。自人头形銎戟出土以来，对于这件兵器的来历和人头形象的探析便成为学界关注的两大焦点。

　　对于该人头形銎戟的来历，学界大体有两种推测：一种说法认为，人头形銎戟可能是潶伯所在政权同鬼方政权作战时缴获的鬼方首领武器。在商周时期，鬼方是一支活动于西北方的强势游牧狩猎族群，西周王朝曾经多次与鬼方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小盂鼎是西周初年著名的青铜器，铭文约四百字，其中就记载了盂奉王命讨伐鬼方的战况及其辉煌战果，并献俘燎祭于周庙。有学者推测人头形銎戟很有可能是鬼方首领的武器或权杖，随后成为潶伯政权与鬼方作战取胜后的战利品。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人头形銎戟可能是潶伯为显示其地位和武功，用斩杀的周边方国军事将领形象做了这件戟。商周时代方国林立，方国之间、方国与商周王朝之间长期征战不休，当时盛行以异族战俘的肉体献神祭祖殉葬，也有用异族战俘的形象来装饰贵族兵器的习俗，用以炫耀战功，激励士兵，奋扬军威，震慑敌人。所以，这件人头形銎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与西北戎狄族群的矛盾冲突与互动交融关系。

　　礼县编钟——奏响西垂秦音

　　200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五家单位，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当时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墓已经被当地村民和盗墓贼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拉网式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在乐器祭祀坑中侥幸得以保存下来的秦编钟、编磬，俨然奏响了秦人先祖在西垂地区凯歌奋进的秦音，为我们了解秦人早期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工作者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乐器坑中发掘出土了11件编钟和10件编磬，这套乐器属于春秋早期秦人器物，真可谓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11件编钟整齐排列，包括3件青铜镈、3件铜虎（附于镈）和8件甬钟，镈和钟各附带有1件青铜挂钩。青铜镈一大二小，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镈体部以蟠虺纹为主要装饰，四面扉棱处饰以镂空的龙纹图案，鼓部素面，有铭文20余字。整个器型美观大气，保存完整，堪称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时隔2700余年，这组编钟依然能够拼凑成套，以其精确的音准，独具一格的造型，见证了秦人高超的工艺水平和高雅的艺术鉴赏能力。

　　另外，还从一盗挖者手中收缴了一套共九件的方纽编钟。据研究认定，这组九件套编钟应该是被盗掘出土于礼县圆顶山秦宗族墓，属于春秋晚期秦人器物。虽然九件套秦编钟表层锈迹斑斑，但整体完好无损，编钟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显示出了当时当地秦人较高的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礼县秦编钟的问世，证明早期秦文化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落后，自强不息、兼收并蓄是秦人精神和秦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秦人为了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全方位借鉴周边各族群和区域文化，这其中又以努力学习吸收东方华夏族文化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礼县秦编钟的问世，也向世人证明礼县是秦人重要发祥地——西垂所在，大堡子山陵区是秦人四大陵区之一的西垂陵区，西垂陵园为秦人第一陵园。秦人西垂陵园的发现，是二十世纪继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礼制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

　　武威铜奔马——中国旅游标志

　　铜奔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这件东汉时期青铜器是1969年10月出土于武威市凉州区雷台汉墓，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文物目录》。铜奔马一经出土就以其灵动绝美的造型，引发人们无限遐想。

　　铜奔马器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高34.5厘米，重7.15千克。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一足踏一飞鸟，三足腾空，飞驰向前，整体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实为东汉青铜艺术的精品之作。从造型风格来看，铜奔马沿用了当时社会常见的奔马形象，并且创造性地加入了飞鸟造型。飞鸟造型作为整个器身重心所在，在力学方面具备了超强的稳定性，既起到了稳固作用，又增加了骏马飞奔的气势，真可谓是匠心独运，别出心裁。这种浪漫主义的手法，烘托了骏马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情，既有力道的感觉，又有动感的节奏，给人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堪称中国青铜艺术的一朵奇葩。整体看来，铜奔马是汉代人勇武豪迈气概和昂扬向上精神面貌的集中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汉王朝的国富民强。

　　根据出土的马俑胸前铭文记载可知，雷台汉墓建于东汉晚期（约186年-219年），是“守张掖长张君”之墓。该墓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珍贵文物230多件，出土古钱币3万余枚。在出土的127件铜器中，铸造最为精致的是铜车马仪仗队，其中的铜奔马则是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件艺术精品。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这件铜奔马起初并没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后来郭沫若先生慧眼识珠，第一眼见到铜奔马便惊叹不已。在郭沫若先生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武威雷台汉墓的历史文化价值被逐步挖掘显现，而铜奔马目前已经以其神奇独特的造型而蜚声海内外。

　　天祝铜牦牛——汉藏文化交融的典范之作

　　1972年6月，在甘肃省天祝县哈溪公社出土了一件铜牦牛，既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又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件铜牦牛采用分体铸造，而后焊接而成，全长118厘米，背高61厘米，重75公斤，其中一对长达40厘米的大弯角和高耸的背脊，特别凸显了铜牦牛的雄姿勃发。工匠在铜牦牛的体侧用细密的平行阴刻线刻画出浓密的长毛，使其显得栩栩如生。具有夸张性艺术特色的尾巴总长30厘米，既粗壮又圆润饱满，明显增加了铜牦牛的尾部重量，在力学上起到了保持平衡的重要作用，这是铜牦牛形象的显著特点。

　　天祝铜牦牛是目前为止我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牦牛造型青铜器，是藏族青铜铸造艺术的精美之作。对于它的铸造时间，学界说法不一。出土40多年以来，对于铜牦牛莫衷一是的断代说法，从一个侧面为这件青铜器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铜牦牛形体结构谨严逼真，造型古拙质朴，气势雄浑凝重，造型风格生动逼真，反映了古代藏区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技术和藏区工匠在造型设计方面的神思妙想。天祝藏区铜牦牛高超的造型艺术手法与汉族区域的青铜文明遥相呼应，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文化互动交融联系，实为我国不可多得的民族艺术瑰宝。

　　天祝铜牦牛是藏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是汉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之作。1997年，天祝铜牦牛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为一级文物，并确认其为“国宝”，是甘肃省境内出土的第二件动物主题的国宝级文物，现藏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