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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昌汪氏的族属

来源:中国甘肃网  2012-03-05 12:02 进入论坛

  巩昌汪氏的族属目前史学界公认的源出汪古说,未见不同意见。然而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民族问题十分复杂,在元史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所以搞清汪氏的族属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澄清金元以来笼罩在西北民族关系上的迷雾。

  最早记述汪氏身世事迹的三块元碑对汪氏的族属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这是造成在此问题上产生混乱的起因。杨奂所撰《汪世显神道碑》述说汪氏基业开创者汪世显的生平事迹,称其“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川”,显然是以汉人自况。而与此同时或稍后王鹗撰写的《汪德臣神道碑》则云:“汪本姬姓,宋末金初世掌盐川之一隅汪骨族,因氏焉。西土用兵有擢悴临洮者,以义勇闻,若子若孙分列旁郡,声震夏蜀,未尝远徙”。开始出现源出汪骨即汪古部的混乱说法。元贞二年(1296)姚燧为汪忠臣作神道碑,又说“公王姓,由大父彦忠世汪骨族,故汪姓”。肯定汪氏初姓王,后因族名称氏。三碑所说各异而俱树立于汪氏桑梓之邦,汪氏子孙对此亦不置一词,后出诸墓志碑在谈到祖先身世时,皆兼采此三说,汪氏族属问题遂一直含混不清,或汉或汪古,疑惑莫辨。

  按中统三年(1262)元廷追谥汪世显及其次子汪德臣为义武公、忠烈公,汪氏子孙始作家传。王鹗曾谈及《汪德臣神道碑》的写作过程说:岁丁卯(至元四年),嗣帅(汪惟正)走书数千里,持门下士潘珍所为行状,乞铭于余,曰:“惟正不孝,不幸先人早逝世,惟平昔为国忠节,身名俱荣,章章在人耳目。窃欲刻诸贞石,以慰孝思,非大手无可托者。”予于中统二年承乏翰林奉旨,为义武、忠烈作追封谥草,雅知二公之忠。五年,始识今帅于上都,帅来拜谢,且以碑铭见嘱,予诺之。今兹来请,义不容辞。乃即其状而铭之。

  可知汪德臣神道碑立于至元四年,则汪世显神道碑亦当立于中统三年到至元四年之间,时间跨度很短。值得注意的是两碑均题有“便宜都总帅府参议巩昌奥鲁都总领门下潘珍书”字样,联系上面王鹗所说“乃即其状而铭之”等情况,则这两碑基本内容均出自汪氏门下士潘珍所为行状,而请当时的文学名士润色、题铭,欲传信于世,所以杨奂、王鹗只是挂名作者而已。汪氏门下士潘珍是巩昌总帅府的重要人物,对汪氏的身世无疑是清楚的,他写的行状也是要经过汪氏首肯的,汪世显、汪德臣两神道碑如系潘珍一人所书而出现不同的身世说,只能归因于汪氏自身的心理问题,即为了靠拢蒙古统治集团而作假。出于歙郡汪氏也好,出于汪古也好,都是汪氏自己说的。比较起来,汪氏更多的是以汉人自居,而元廷的官方看法也是这样的。至元二十六年,汪惟和曾对忽必烈说:“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忽必烈安抚说:“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对汪氏的汉人身分,君臣双方在正式场合下都直认不讳。虽然当时汉人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北中国的契丹、女真、高丽等,但绝对不包括汪古。例如:陶宗仪的《辍耕录》就将“雍古歹”列入色目的范围,元仁宗也曾亲口说:“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众所周知,元代色目的地位待遇要高出汉人一等,汪氏若真出自汪古,决无卑词自谦屈就次等之理,忽必烈也就毋庸为其破例了。所以成书于天历二年以前的《元朝名臣事略》将汪氏收人后十一卷的汉人传略中是有其根据的。

  那么汪氏是否如自己所说“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川”呢?根据这种说法,汪受姓肇于鲁,“中至隋末世乱,有讳华者,世居新安,以保聚得众,摄宣、歙、饶、婺、睦、杭六州刺史,号吴王。武德四年,籍六州归唐,封越国公。殁,赠越王。季子达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功,封上柱国,袭世封,留镇巩昌。是为陇右汪氏之始。”比较起来,这一谱系要比汪古说具体、可信的多。首先是这种说法得到歙、婺汪氏的认可,据汪氏《婺源大阪谱》载:“元至正中,礼部尚书(汪)泽民尝会王(汪世显)之子孙袭总帅者于燕京,相与通谱”。汪泽民是“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学士藻之七世孙也”。从这次通谱以后,陇右汪氏的身世为歙、婺汪氏所接受,其谱系作为汪氏《秦谱》而流传于世。其次是在元以前已有这种说法,今天水市汪川乡出土的宋代《汪氏家颂碑》载有南宋嘉定五年(1212)宁宗敕赠越国公赞文及淳熙己酉(1189)朱熹题铭,说明唐宋以来陇右汪氏一直是认宗歙、婺汪氏的。汪川与盐川相去不到200里,汪川乡出土元代碑铭《太祖山行祠记》就载泰定丙寅年汪世显后裔汪进义闲居当地,率乡人祷神祈雨。两地汪氏或是同宗。

  从史传记载看,汪氏家族汉文化修养颇深,《汪义武公神道碑》载汪世显从阔端征战,“还自蜀,辇书数千百卷,而图画半之”。《汪忠烈公神道碑》载汪德臣宽厚和易,有长者风,“士类人樊中者,多所拯拔,虽在军旅,数引儒生诵说经史”。《元史·汪惟正传》则谓:“惟正字公理,幼颖悟,藏书二万卷,喜从文士论议古今治乱”。1964年4月,陇西县城西门内城墙下出土的元代石刻《万卷楼记》详细叙述了汪氏得书藏书的经过,碑文云:国家创业以来,披舆地图,启土西南。越岁丙申,维我陇西义武汪公佐命云初,总戎先驱。比岁深入蜀,承平日久,文物繁伙,户有诗书,于时诸将士争走金玉财帛;惟公所至,独搜典籍,捆载以归。常曰:“金帛世所有,兵火之后,此物尚可得耶?吾将以遗子孙耳!”厥后仲子忠烈公世其官,补所未足,雅欲创书院,集儒生备讲席,以建、油、益昌戎事倥偬未遑也。舣斋相公方妙龄,袭祖父爵任,于书尤笃好而宝藏之,凡遇善本又极力收致,既而即府治东南隅隙地,摒瓦砾,划芜秽,因城建楼,列架于中,签整排比条为之目,经、史、子、集,亡虑万余卷;图书、琴、剑、鼎、砚、珍玩,横陈其间,皆希世宝。扁额曰:“万卷”,万,取盈数也。昔杜兼聚书至万卷,每卷必题其末云:“清俸买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夫兼之用心远矣,惜子孙无闻焉!公今创斯楼,可谓克念厥绍,而无夭乃祖矣!然公之于书,非惟藏之,而实宝之,非惟宝之,而又详读之,明辨之,克之于行己治政,非直为观美而已。敢请刻诸坚珉,以示将来云。至元四年岁强圉单阏相月七日门人素斋冉南翔谨记。

  从汪氏搜书、藏书、宝书、读书、讲书的行为习惯看,其家族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有明显的儒家价值取向,这在尚武重事功的元代特别是西北地区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故当时名臣王恽誉之为“诗书名将”,引为同道。

  尽管汪氏是汉人无疑,但由于历史环境的影响,其身上也明显带有蕃化特征。按自唐天宝以来,吐蕃陷没河陇百余年,部落大量徙入,唐人子孙或丛居城落,或散居野泽,也逐渐向部落化、吐蕃化方向发展。宋金时期,秦州以西渭河上游流域仍为吐蕃部落所居,名号繁多,不可胜计。汪氏世居盐川,与蕃部杂居,难免沾染蕃风,有部落化倾向,如与汪氏世代通婚的包氏,就使人联想到宋代活动于当地据有盐井的吐蕃青唐族(其酋长改姓包)。碑传屡称汪氏为“陇右汪古族都总管”、“世掌盐川之一隅”,足见其是以部落形式世居一地的。盐川南临岷州,宋人屡将汪世显与岷、宕、叠十八番族相提并论,如蜀人吴泳在论及端平年间蒙古坏蜀原因时曾批评守蜀者“四境不治而交秦巩,三军不结而结十八族”,就是将汪世显与十八族对举,视作一体的。人元后汪氏与十八族仍关系密切,至元七年七月,“以西番十八族立安西州,行安抚司事”,隶巩昌汪氏管辖,亦可想见他们的关系。正由于汪世显及其家族具有一些蕃化特征,临洮之狄道曾有汪古族分布,加上汪家与汪古音重的巧合,便成为其比附与蒙古黄金家族世代通婚的汪古贵族的根据了,所谓以族名称氏。实际上元代真正的汪古族,如天德军丰州的汪古、净州天山的汪古、云中的汪古,都没有以汪称氏。总之,巩昌汪氏虽然带有一定的蕃化特征,但绝不是汪古族的分支,而是有一定汉文化修养的汉族,而且根据唐宋以来的传说,他们自认系出今新安江流域的歙、婺汪氏,并得到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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